政治與文藝創作之間，是創作者實踐尊嚴和自由感的場域

（這份發言呼應主辦單位：「政治與文藝創作之間，是創作者實踐尊嚴和自由感的場域」。）

我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的理學碩士研究所，本來與文學無緣，但因命運周折，自2001年到2003年期間，寫下長篇紀實文學《靜水流深》；目前我在澳洲擔任一份中文雜誌的副總編輯。

《靜水流深》這部自傳，今年初首先發行中文繁體字版，並在臺灣登上暢銷書榜，書籍內容由兩條主軸貫穿：一條宏觀的軸線是，中共跨世紀最大規模的人權迫害──即對法輪功的鎮壓；另一條微觀軸線為，個人親身遭遇的真實見證。

我 於1997年修煉法輪功後，醫師宣判藥石罔效的肝疾，奇蹟式地痊癒；但由於中共於1999年7月全面非人道鎮壓法輪功，我因而三度被捕入獄，前後一年餘， 在獄中遭受中國獄史上難得一見的酷刑及種種非人待遇；我對」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殘酷考驗.我所親歷和見證的一切使我產生一種強烈的沖動，要將 這一切記錄下來，獻給現在和未來.它也是一段對我信念持守，生命意義追尋的重大功課。

我秉持法輪功的「真善忍」信念，走過人間煉獄后，我一邊寫作一邊並輾轉逃亡至澳洲。

「寫下來」，只為見證歷史，我本無意涉入政治；就像法輪功學員從不涉入政治。但如同許多文學創作中描述的命運意外，在文學創作與政治參與上，我都遭遇了實際人生的連串意外。

發表《靜水流深》，揭露了中共最大的政治謊言，再度成為中共打壓的對象，它不但自出版之初即成禁書，甚至傳閱《靜水流深》資料的大陸民眾，都可能遭中共拘捕下獄！

政治與文學，都是承載／輸送人類信念的載器(DEVICE)，我相當同意二位英國學者在政治上為人民謀福利的共同認識：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以及邊沁的實利主義（Utilitarianism）──：政府的目的，是保障「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政治為管理眾人之事，好的政治人物，真誠為最大多數人民謀求最大福祉；文學為抒懷弘志之事，好的文學創作者，如文化研究者張開焱在＜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理論表述＞所說：

如果是一個對人類的生存狀態和命運、對人類生活世界有強烈關懷的作家，就不可能不關注政治，他的創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間接涉及政治，中外文學史上眾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強烈政治意圖、政治意向、政治效果的。

就像我們也在孟浪等關懷人權的作家的作品中，永遠可以讀到人道主義的氣息。

法輪功關係到全球上億人的活動，普世的程度，從教授學者到村夫村婦都參與其中。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研究專家何清漣曾說明，她何以討論法輪功這個重大的人權主題註解：「法輪功的爭議見仁見智，但無論什麼人，都無法贊成用如此暴力手段對付一個社會群體。」

浦士納法官曾經註解：「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不能無視於代價。」法輪功已為中共的不良政治體系付出嚴重代價，中共對法輪功鎮壓，也在付出人心向背的代價。

直到今日，中共對法輪功族群施加的迫害，尚未停止，每天都有人死亡，每天都有人在獄中遭受《靜水流深》書中描述的那種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我在《靜水流深》的書寫，只足以管窺這部史無前例大歷史的一小塊拼圖。

我想，無論是政治家，抑或是文學家，都應該首先遵從超越于政治和文學的天理.希望政治與文學的美好結合，應該不但是追求人性尊嚴與人生而自由的場域，它們更成為實踐宇宙法理的載器，經由真誠善良大忍的政治家／文學創作人，應該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恆久的幸福。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