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金屬風暴」之後的楊軍
引子
第一次見到楊軍，是在2005年的一次《九評共產黨》研討會上。他站起來發言時，聽眾席中響起了竊竊私語，似乎不少人認識他， 同時也在議論他。我不知這個名叫「楊軍」的人有何特別，為何能引起如此騷動。向旁邊的人打聽一下，得到的回答是：「他就是六四時的學生領袖楊軍啊！悉尼華人沒有不知道他的。他已經好多年不出來了！」
哦，原來是個「曾經的」風雲人物。那以後，時常會在公眾集會或研討會上看見西裝革履的楊軍。他經常發言，凡講話必衝動或激動得落淚；他還稱自己為藝術家。
我很難在心中將「學運領袖」和「藝術家」這兩個身份聯繫起來，於是有意無意地開始留意他。後來終於有機會與他長談一次。他的「精彩人生」讓我產生一種創作的衝動，想將他的故事寫出來。
然而我立刻聽到來自不同方面的勸告：楊軍是個有爭議的人物，還是慎重為好。
有爭議？甚麼爭議？我繼續默默地觀察他。幾個月後，我「力排眾議」，完成了對他的採訪。還未有時間動筆時，楊軍突然又在澳洲全國性大電視台，於中共建政五十七週年那天，「隆重」推出的一部關於中共欲出資一億美金，獲取澳洲「金屬風暴」武器的報導中，再次成為「風雲人物」，而受到「世界」的注目：他不但拒絕了 中共兩百萬美金的開價，拒絕替中共做這筆「生意」，還將這筆交易的內幕捅給了主流媒體。第二天，關於他的報導又出現在報紙的頭版。
就「金屬風暴」接受澳洲九號台採訪
對此，我毫不奇怪。他的至情至性，注定了他的一生一定會如火如荼的燃燒，讓他在大起大落中經歷人生中最好的和最糟的；至於他最終到底是會被自己「燃燒」殆盡，還是在「絢爛」之後走向永恆的寧靜，或昇華為另一種輝煌，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小軍，你記住了，你要永遠幫那些你要去幫的人。」
楊軍1956年出生時，是個僅七個月的早產兒。父母當時都在部隊，他出生後八個月，就被送到河北安國縣的姥姥家。
童年的記憶，除了窮，還是窮。那時正是中國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也就是「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時期，平日裡吃的東西，大多是「苦類」，比如榆樹葉加棒子面甚麼的，吃完後肚子脹得特別難受。堂屋的樑上雖然掛著白麵饃饃，但那是應急的，平時根本不能吃。
楊軍2000年回到老家安國縣張鄉村時，家鄉貧窮依舊。
楊軍記得，那時村裡經常有要飯的光臨。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村裡來了一個老人，背著破麻袋，牽著個孩子，要飯要到他們家來。姥姥二話沒說，搬個凳子就將 掛在樑上的應急饃饃拿下來，幾乎全部倒在了要飯老人的麻袋裡。要飯的帶著孩子跪在地上，連連對楊軍的姥姥說：「活菩薩啊！」
但是，楊軍的舅媽不高興了。面對兒媳的不滿，楊軍的姥姥沒說甚麼，只把他攬在懷裡說：「小軍，你記住了，你要永遠幫那些你要去幫的人。」
楊軍說，不知為何，雖然他那時只有四、五歲，但這句話就這麼永遠留在了他心裏，並促成了他一生的人格。
走進音樂
八歲的時候，父母復員了，將他接到北京上學。九歲那年，姥姥去世了。楊軍很想回河北奔喪。姥姥是心中最親的人。但父母怕影響他學習，不讓他去。他想念姥姥，每天對著北方流淚。
在感情上最痛苦的時候，他聽到樓上有人在吹黑管。若干年後，他知道，那是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這首曲子是德沃夏克客居美國時，因懷念自己的祖國而做。九 歲的楊軍雖然從沒學過音樂，甚至不知發出這種聲音的樂器叫甚麼名字，卻因為「思念」的契合，而感到一種靈魂深處最深刻的悸動。
於是他發了瘋似地要學黑管。他覺得只有吹奏黑管，吹奏那首《自新大陸》，才能表達和寄托他對姥姥、對河北老家的思念。
父母是當兵的，雖然住在文化部大院，但家裏沒人搞音樂；同院的名演員說：「楊樹勳的兒子想搞音樂？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少年時期的楊軍（左）
也許楊軍天生便是一個特別倔的人。剛從農村回北京時，因一口河北話被同學恥笑，楊軍便學美國總統林肯的樣，跑到陶然亭公園，嘴裡含著石子，學著北京人的樣子，彎著舌頭講話。
學黑管也一樣。當別的孩子都在玩兒的時候，他騎著車來到前門附近的小樹林裡，忍著那裏因修建地鐵而堆積的大堆髒東西發出的臭氣，「五冬立夏」地吹，經常吹得 嘴都破了。為了偷藝，他還經常在嚴寒中騎一個多小時的自行車，從陶然亭到和平裡，只為能在窗外偷聽別人的演奏。穿著棉大衣在外面趴得時間長了，差點被當作小偷抓起來。
多年的功夫沒有白費。1977年初，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招生中，在幾百人報考只錄取兩人的情況下，楊軍考取了當時被稱作「中央五七藝術大學」的藝術學校，師從著名單簧管教授陶純孝。
楊軍在獨奏
畢業後，楊軍在舞蹈學院芭蕾舞團做首席單簧管及木管聲部長，後來做到管弦樂隊副隊長。1983年，他到了當時在中國很有名氣的李谷一的中國輕音樂團，擔任獨奏演員，並被評為國家二級演員。再後來出任文化部演出團負責人，也就是所謂「穴頭」，到全國各地走穴，捧紅過不少歌星，比如崔健1983年5月第一次在河 南鄭紡機俱樂部走穴獨唱，就是這個演出團推出的。
楊軍夫婦與韋唯夫婦（現已離婚）合影
與相聲演員姜昆與女中音歌唱家哈素沛合影
與男中音歌唱家劉秉義合影
與電影演員周潔（中）合影
與歌手成方圓合影
改變命運的時刻
然而，藝術的殿堂，並非想像中的一塵不染，也充滿著紛爭甚至權鬥。不喜歡「拍馬屁」的楊軍，與李谷一之間漸漸出現裂痕，終至心生離意。剛好堪培拉音樂學院副院長到中國訪問，經陶純孝教授引見，願擔保楊軍到澳洲讀音樂碩士。
1989年3月，楊軍來到澳洲。很快，89民運爆發了。雖然身在澳洲，楊軍心繫中國，一直關心著那場運動的進展，還與來自香港的李香琴和一些台灣演員一起組織演出，為天安門學生募捐。
1989年6月4日，是個星期天，悉尼下著大雨。穿著黑禮服、帶著貴重的樂器準備義演的楊軍剛走到唐人街就看到號外：北京開始大屠殺了，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輾碎了市民和學生……
熱血一下子衝上楊軍的大腦——他的人生軌跡從這一刻起徹底改變。他隨手將手中的黑管遞給身邊一個根本不認識的人，找了根木棍拿在手裡，又不知誰在木棍上綁了塊紅綢布。楊軍舉著木棍，流著淚，聲嘶力竭地喊：「是中國人、有良心的，跟我走！」
楊軍舉著木棍朝中領館方向進發，身後聚集起幾千名中國人。幾千名憤怒的民眾將中領館外的牆柱子擠斷了，一名留學生的腿被壓斷，被直昇飛機拉走了。還有人拿雞蛋、墨水瓶砸領事館。
楊軍（左）等學運領袖在悉尼中領館前悲憤地宣讀抗議六四屠殺聲明。
在幾千人的集會上，楊軍說：「本來，音樂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但天安門的炮聲、坦克和履帶，壓碎了我音樂的夢。無辜的學生為了中國的民主，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從今以後，音樂已不屬於我了，將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才是我的生命！」
落魄
從那後，楊軍真的變成了一個全天候學生領袖。論當時海外華人聲援六四的規模，除了香港外，大約就數澳洲了，搞活動時，最多有好幾萬人參加。當時澳洲的「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有一萬多會員，也是全球最大的。
悉尼市中心貝爾莫公園紀念六四活動
然而，沒過多久，楊軍就發現，「政治這麼髒骯」。他性情外向，從不會掩飾自己，原來在單位就一直是「刺頭」，朋友雖多，領導卻總不喜歡。
過了不長時間，楊軍帶著滿身的「傷痕」退出了民運。
這時，他發現，他不但已「揮霍」掉他從中國帶來的積蓄，也已「揮霍」掉他在澳洲成為一名職業演奏家的可能性。他揮霍錢財，是因為作為一名「領袖」，他總發現有太多的中國留學生需要接濟，甚至中國華東發生水災，他也捐出不少錢。
說 他「揮霍」掉作為一名音樂家的前程，是因為澳洲有規定，音樂演奏的碩士課程，必須在35歲之前完成，過了35歲就不能讀了。那時他已34歲，只剩下一年時 間了，但一萬四千元的學費，卻還沒有著落。他來的第一年，本來是有全額獎學金的，但90年中國留學生來得太多，他又「不務正業」，獎學金被取消了。
與王若望、羊子夫婦（左二、左一）合影
為維持生計，更為賺夠學費，他到一個俱樂部當doorman，也就是給到俱樂部玩、賭博的進進出出的人開門、關門。老闆明確告訴他：用他，就因為他曾是學生領袖，知名度高，讓他穿著燕尾服站在門口，能招來更多顧客。
楊軍說，在賭場，他見過一名上海人贏過十萬、五萬，但更多的人是輸得精光。他總勸那些中國留學生別來了，老闆氣得罵他吃裡扒外；而他乾脆炒了老闆的魷魚——雖然這份工在許多人眼裡，是不費力卻能討好的。
辭掉這份工後，楊軍到一家五星級酒店刷盤子，幾千個、上萬個盤子擺成一行，個個都得刷乾淨。每天，他都幹到深夜兩三點，雖然累死累活，學費能否攢夠卻渺茫得很。苦悶和焦慮讓楊軍心生「歪想」：為何不到賭場碰碰運氣？
他說，他是屬猴的，也多少有些信命，於是在就一個有猴子圖案的老虎機上下了兩毛錢賭注，居然真的贏了七千！一半的學費出來了！
但好運不是時時都有，甚至，有過一次之後再也不來。他還是只有拚命刷盤子。
有一次，不知誰把一個破盤子放在水池裡，楊軍正快速刷著的時候，突然感到小指手頭一痛，抽出一看，小指頭劃破了，骨頭都露出來了，血「呼呼」地往外湧。楊軍腦子「嗡」地一聲：「完了，我的手完了，我的音樂完了，我的事業完了……」
他覺得大腦一片空白，瘋了似地將手裡盤子全扔出去，蹲在地上就哭起來。聞聲而來的老闆將他送去治療，他回來後卻要讓他賠盤子。他摔壞的盤子都很名貴，全是從英國運來的，值好幾千塊。
楊軍當然賠不起。老闆問：「手壞了，為甚麼要摔盤子？」楊軍說，我是個音樂家，音樂就是我的生命，音樂完了，我的生命也完了。當我看到手壞了時，我不想活了。
老闆不信，問，你是演奏甚麼樂器的？如果你真是音樂家，我就不讓你賠盤子。
第二天，楊軍帶著黑管到了酒店，為老闆吹奏了一首樂曲。吹完後，他對老闆說：「您是德國人，應該知道，這是舒伯特的曲子。當年舒伯特窮愁潦倒，將這首曲子寫在一張菜單上，只為換一碗粥喝。他死後這張菜單賣了14萬英磅。」
然後楊軍又吹了一首莫扎特的曲子。楊軍說，莫扎特生前也很窮困，36歲就死了，但你從他的音樂中聽不到痛苦。這就是音樂家，他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卻把歡樂留給人間。
老闆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立刻在員工餐廳給楊軍安排了一份非常輕鬆的工作——收錢、發盤子，使得他在工作之餘，還有時間看許多書。也是在這期間，他認識了同在這家酒店打工的、後來成為他太太的吳潔。
楊軍與吳潔
再出山
那時，全澳一共有好幾萬中國留學生，都面臨著居留權，也就所謂「身份」問題。因為六四大屠殺，澳洲政府與其它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一樣，決定給予當時在澳留學 的中國學生居留權，但卻只「優待」六四前到的，對六四後到的難民居留申請，只能「個案處理」。申請批不下來的，就得遣返。當時有個上海學生就被強行送走 了，還有好多人被抓到拘留中心關起來。
一時間，恐慌的情緒在中國留學生中蔓延，以至1992年被稱為「中國留學生最黑暗的一年」。
這時，有人找到楊軍說：「楊軍，現在是關鍵時刻，你一定得再次出山，帶領大家走出這個困境。」
楊軍說：「我這人就這樣，經不住別人說好話。兩句好話一說，我腦子一熱，就辭了工出來了。我們組織了『中國留學生人權會』，有3000多人參加，一人交300多元，一星期就湊到100萬，我們就用這錢跟移民部打集體官司、爭居留權。」
與來訪的郝柏村（左二）等人合影
在女朋友的支持下，楊軍在堪培拉一住就是兩、三個月，遊說各路官員，同時花錢請頂級大律師，狀告澳洲移民部。「大膽」的想法和行動，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華文媒體上幾乎天天有這方面的消息。
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在位時與楊軍的合影
還有一些留學生，組織起來奔赴堪培拉，到國會大廈外絕食。結果去的路上出車禍，幾名學生當場被撞死，為這場爭居留的運動蒙上一層悲壯的色彩。
1993年11月1日，對幾萬中國留澳學生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日子。那天，澳洲政府終於頒布了所謂「11‧1」方案，分兩次解決了當時在澳的幾乎全部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
據說，因「六四」鮮血得以留在澳洲的中國留學生有四萬左右，這些人後來又陸續申請家屬來澳團聚，所以當初的四萬已發展為今天的二、三十萬，佔了現在澳洲華人的一半左右。
滿身傷痕
對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來說，那是一個值得通宵狂歡的日子。然而，「帶領大家走出困境」的楊軍，卻無心舉杯痛飲。
也許，他的性格注定了他這樣的「命運」：他不但被捲入一起「賄賂醜聞」，還有人到處傳言，曾經看到楊軍去打老虎機……媒體報導說，楊軍承認，他曾用兩萬塊錢 賄賂工黨國會議員安德魯（Andrew Theophanous）。西方人為國會議員的「醜聞」嘩然；而中國留學生當然關心：我們捐的錢，有無被楊軍挪用？
若干年後，說起這段舊事，楊軍仍很激動：「不管別人怎麼說Dr. Andrew，咱們中國人得感謝他！沒有他就沒有今天幾十萬的中國人居留！中國人真是喝狼奶長大的，就像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一樣，反咬恩人！政治就是這麼骯髒！西方政治也一樣。Andrew的政敵為打倒他，串通一個名叫阿忠的記者假意採訪我；報導週五才見報，卻在頭一天就被翻成英文，放在了所有議員的辦公桌上！這不是陰謀是甚麼？所謂楊軍承認賄賂，根本就是編造的。1996年，澳洲法庭已經宣判了，所謂賄賂的事根本就不存在。」
楊軍有些疲憊地說，實話告訴你，我曾發誓再也不接受採訪了。我不信任這些記者。誣告你的時候，滿天炒作，還你清白的時候，卻隻字不提。當時只有一份中文報紙報了法庭宣判賄賂不成立的消息。
帶著滿身的「傷痕」，楊軍自己花錢在報上發了聲明：永遠退出政治，退出民運，退出「泥潭」……
當然，此時的楊軍早已過了35歲，永遠錯失成為職業演奏家的機會了。
不後悔
「你後悔嗎？」
他毫不猶豫就說：「不後悔。我做了一個正常人該做的。在那種情況下（六四屠殺），如果一個人連這種最基本的良知都沒有，還只顧自己的話，那還叫人嗎？我不是甚麼聖人，但既然來到世界上，總要帶給別人點甚麼，而不是只是索取。」
楊軍還說，他雖不在乎別人說他甚麼，但知道有人還記著他時，還是非常感動。有一次，他正開著車，一名年輕人也開著車將他擠到路邊停下來，問明他是楊軍後，年 輕人恭恭敬敬地給他鞠了三個躬，說：我大學快畢業了，我代表父母和自己謝謝你。沒有你們當年的努力，我們不可能留在澳洲。
楊軍說：「當時我也挺感動的。我說，你不該謝我，應該謝北京那些死難的市民和學生們。沒有他們的鮮血，我們不可能留下來。」
一提到「鮮血」，楊軍又激動起來：「我真希望那些吃過六四這口人血饅頭的華人有點兒良心！不要那麼健忘，不要在六四紀念日的時候還幫中共去搞甚麼粉飾太平的『文化交流』演出！」
短暫的「輝煌」
1996 年起，楊軍開始在美國友邦保險澳洲公司任職。他做得非常拚命，一週幹七天，一天幹十七、八個小時，似乎要把失去的為自己奮鬥的時間奪回來。由於認識他的人多，再加上拚命幹，他連續三年取得全澳「雙項」冠軍的好業績，即投保人數和投保額在全澳均為第一。後來友邦在北京設分部，楊軍有意去爭「首代（首席代表）」的位置。如果能獲得這個職位，他在友邦內的級別，就將比他在澳洲的老闆高。也許老闆為此便容不得他，讓他五分鐘之內走人。時至今日，他仍在以「非法 解僱」的名義跟友邦打官司。
統戰
1999年鎮壓法輪功後，中共開始「統戰」楊軍了。當時的駐澳大使周文重親自找到他，表示要安排他回去「看一看」。
楊軍說，我是一個很傳統的中國人，那之前他們不讓我回國，護照到期也不給換，沒辦法，我1996年底才入了澳洲籍。拿到別人覺得得之不易的澳洲護照，我並不高興，眼睛都哭紅了。有家不能回，比蘇武還不如，這種痛苦是刻骨銘心的。
1999年11月2日，楊軍拿著只有七天時效的特別簽證回到中國，從此後進進出出好幾年。
中國似乎有許多商機，楊軍嚐試過多種生意，但折騰來折騰去，甚麼也沒做成；不但沒做成，他慢慢還發現，事實上，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受監控的。中共故意讓他做不 成生意，好在最後拉他下水，讓他替中共購買「金屬風暴」武器、做軍火生意。國安人員甚至要求他當特務，收集海外法輪功和民運的情報。
他不想做這樣的事情，幾年來的一事無成，更讓他非常苦悶。多年的「奮鬥」透支了他的體力，而在中國，為了談生意，又必須「花天酒地」。他患上了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多種疾病。大陸的現狀和他的理想差得太遠，官場的腐敗太可怕。
回國「發展」幾年後，楊軍體態臃腫，患上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多種疾病。
痛苦中，楊軍嚐試過到廟裡尋求精神家園。但他很快發現，廟裡的法師盯著的，只是他這個「海外華僑」的腰包；國內無錢的信眾受到的，完全只是粗暴的待遇。
姥姥生前是信佛的，可佛教今天怎麼變成這樣了？這讓楊軍感到走投無路。這麼多年，我到底在幹甚麼？我到底在找甚麼？人來到世上，到底是為甚麼？
楊軍：「我四處訪廟問佛，法師盯著的，卻只是我的腰包。」
楊軍：「我四處找尋，只覺得走投無路。」
法輪功
在這樣的時候，楊軍接觸到了法輪功。事實上早在2001年，就有人給他介紹過，但他當時忙於掙錢，沒往心裏去。
採訪中，楊軍幾乎不能談法輪功，一提就流淚。「我不能用任何語言表達對法輪功的感激。這不是用生與死能說清楚的。為了這個『返本歸真』，我找了這麼多年。我 的親人朋友都說我，你這人怎麼像個孩子似的，總也長不大。可能就是因為我還有這個『真』吧，我終於找到了法輪大法。煉功沒多久，我恢復了健康，體重減少了 十幾公斤，又恢復到『標準身材』。我的心從來沒有這麼靜過。除了提到大法時我會激動外，我真的很靜。我覺得突然開智開悟了，看透了很多。我感激當年傷害過 我的人、給我磨難的人，我要謝謝他們給了我返本歸真的機會，要不我回不來。」
修煉法輪功後，楊軍恢復健康，體重減少十幾公斤，再次擁有「標準身材」（大紀元）
修煉法輪功，對於楊軍來說，是生命和內心世界中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外人看不見。人們能看到的是，已經從社區中「消失」了多年的他，又開始出來活動 了：參加《九評》研討會、聲援退黨集會、參與組建法輪功「天國樂團」、籌辦新唐人全球華人新年晚會，等等，甚至還每週一天，到中領館前去發《九評》。 至於放棄替中共購買「金屬風暴」及由此可能帶來的兩百萬乃至更多的美金收入，對這時的楊軍來說，已經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了。
「我真的是一個音樂家了」
修煉法輪功，還給楊軍帶來了新的藝術生命。六四以後，他本已放棄了藝術，黑管已扔了十幾年沒吹了，現在重拾音樂，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楊軍等在澳音樂家組建的澳洲最大的華人交響樂團澳亞樂團94年在悉尼演出
楊軍說：「藝術講真善美，我們講真善忍，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內心應該非常純淨，才能流淌出最好的音樂、最好的藝術，才能去感染別人。如果你自己都在物慾橫流， 道德淪喪的社會裏被污染的話，你的藝術怎麼能好？現在充斥舞台的所謂藝術都是金錢、鬼怪、妖魔，特別像音樂，都是無調性，邪惡的東西，你很難聽到一個很純 的東西。大法弟子創造出的東西就很不一樣，非常純淨、美好、安詳。
「今年五月，我們剛剛組建了三個月的天國樂團在城裡演出，向世人展現我們修煉 人對音樂的理解。我走在遊行隊伍裡，看著兩邊的觀眾眼睛睜得大大的，非常吃驚地看著我們突然之間冒出的那麼大的一個軍樂團。華人社團從來沒有過這麼大的軍 樂隊。我覺得非常神聖。我又回到音樂中來了。我一直流著淚吹奏。」
楊軍透露說，現在他正在積極地練習，希望能再次上台獨奏。「我認為我能在半年或一年後再出來獨奏，我現在覺得我真的是一個音樂家了，因為我的靈魂已經解放了。」
2006-11-8
楊軍與天國樂團的小成員們合奏法輪功樂曲《普度》（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