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致張林之妻方草——兼論免于恐懼的生活

首先﹐看到張林平安回家的消息非常高興。上次寫信時本來想寫“吉人自有天相”﹐又怕在那種情況下讓人覺得空洞。

其次﹐我想跟您說﹐您沒有必要為自己的“擔心過度”而不安和道歉。免于恐懼的生活﹐本來是人最基本的權利﹐現在我們卻要為自己還未能免于恐懼而不安和道歉﹗

我也經歷過兩次讓我初時想笑﹐轉念想哭的虛驚。

一次是六四後﹐那時我在北大上研究生。當時流言亂飛﹐說要軍管﹐學校強烈建議學生不要住在學校﹐尤其是睡上鋪的﹐會有中流彈的危險。我一時找不到住處﹐倉皇中﹐借住在朋友辦公室裡﹐睡在硬梆梆的辦公桌上。晚上出去方便﹐一陣機關槍響讓我魂飛魄散﹐仔細一聽才發現那隻不過是一片蛙鳴。

還有一次是在勞教所。我在《靜水流深》裡寫到了先生第一次來勞教所看我時的情形。當我指給他我脖子上電棍留下的傷時﹐他只匆匆瞥了一眼就象被燙了似的將目光移開﹐死也不肯往回看。

事隔不久﹐他跟一位帶有“勸降”使命的老教授在非探視時間來看我﹐屋子裡好多警察“相陪”。一見面﹐他就條件反射似的又往我脖子看﹐又是匆匆一瞥便將目光轉向我的眼睛。他的眼中是大大的問號﹐那無聲的急切和焦慮幾乎將我灼傷。

我連忙低頭看自己的脖子﹐瞬間明白了他為何如此驚慌﹕我脖子上抹了過多的爽身粉而呈現出刺眼的雪白﹐讓他以為我又受了什麼古怪的刑罰。

我有些好笑﹐低聲說﹕“爽身粉。”他這才鬆口氣﹐順勢坐下來。

現在想起這個情形﹐卻無論如何笑不出來了。知道那爽身粉意味着什麼嗎﹖

酷暑盛夏﹐正是勞教所趕織秋裝的時候。十幾個人擠在狹小﹑密不透風的囚室裡抱着“溫暖”的厚毛線秋裝狂織。屁股坐爛了不說﹐出汗無法避免﹐而手一潮就帶不動線﹐難免影響速度。我們必須象飛一樣的織才能完成定額。

所以﹐爽身粉是我們買來做干爽劑用的﹐每當手汗潮了﹐就連忙抹一點吸汗﹐以保證始終能以飛一樣的速度織。為了搶時間﹐上完廁所都不敢洗手的﹐手會潮。

脖子上的爽身粉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抹上的。整天低頭狂織﹐不抹上爽身粉﹐汗早把脖子醃爛了。

我的《靜水流深》是先找到英文版出版社的。事實上是出版社聽了澳洲ABC電臺對我的採訪後主動找我的。我告訴他們我是用中文寫的﹐原以為他們會就此止步﹐誰知他們說沒關係﹐你把書的前三章給我們﹐我們找人評估一下﹐好的話我們找人將它翻成英文。

我將前三章發給了他們找的人﹐是個懂中文的西人﹐也是我的書後來的譯者Sue Wiles女士。她看後寫了個評估報告給出版社﹐總體評價很好（這也是Allen & Unwin 決定為我出書的原因）﹐但對書中我對婆母的描寫略有微詞﹐認為我是不是有意把她寫成一個“反麵人物”。

是的﹐我在書中寫到了婆母在中共鎮壓法輪功後﹐不惜躺在門前阻止我出去與功友見面﹑甚至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況下逼我寫下離婚書的情形。

但是﹐我絕不是想把她寫成一個“反麵人物”。相反﹐我太愛她了。也許是我表達能力的問題。我其實是想控訴那恐怖﹐控訴那把我婆母這樣善良普通的百姓逼到絕望的國家恐怖主義﹗一想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長年累月生活在恐怖之中﹐我的心就痛到流血﹗

婆母去年9月9日去世了（與毛澤東同一天﹗）。她始終未能從我先生被捕的打擊中恢復過來。當時傳出的消息是﹐我先生將被判十年以上的徒刑。後來證明這是一場“虛驚”。但是這場“虛驚”﹐卻要了婆母的命﹕先生被關的一個月中﹐她掉了十幾公斤肉﹔先生被放出來兩個月後﹐她便被查出患了癌症。醫生說﹐這是過度的精神刺激所致。

婆母走了﹐我們一家人都還未從悲痛中走出來。先生甚至不願回家﹐去面對那“物是人非”的空落。我們難道還要為我們的“虛驚”而道歉麼﹗

我寫不下去了。就以此作為對國家恐怖主義的控訴吧。

願所有中國人都能早日過上免于恐懼的生活﹗

2005-01-13

張林夫婦（網絡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