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骯髒戰爭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13）
作者：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
【大紀元2018年02月20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4. 骯髒戰爭
俄國內戰，通常被當作紅色布爾什維克與白色君主主義者之間的一場衝突來分析。但實際上，軍事對峙前線後方所發生的事件要重要得多。這是內戰的內部戰線。其特徵首先是由每一方所進行的各式各樣的鎮壓。紅色一方的鎮壓更具普遍性和系統性。鎮壓針對的是反對黨或反對派團體的激進政治人物、因不滿而罷工的工人、逃離部隊或逃避徵兵的逃兵，或者很簡單地針對碰巧屬於「嫌疑人」或「敵對」社會階級的公民，其唯一的罪行往往只是曾住在落入敵手的城鎮裡。內戰內部戰線上的鬥爭，包括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反叛者和逃兵所開展的一切抵抗行動。紅軍（the Reds）和白軍（the Whites）都稱之為綠軍（the Greens）的團體，常常在雙方的進退中，扮演關鍵角色。
例如，1919年，在伏爾加河中部地區和烏克蘭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大規模農民起義，讓海軍上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將軍得以在布爾什維克戰線後方推進數百英里。類似的，數月後，被恢復地主舊時權利所激怒的西伯利亞農民的起義，促使高爾察克的白軍在前進的紅軍面前撤退。
儘管白軍與紅軍之間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僅持續了一年，從1918年底到1920年初，但通常所稱的內戰的大部分實際上是一場骯髒的戰爭，即所有不同的掌權者，不論是紅色的、白色的，還是文職的和軍事的，都試圖在多次易手的地區，消滅一切真實或潛在的對手。在布爾什維克占據的地區，是開展反對「貴族」、資產階級、「社會不良分子」的「階級鬥爭」，搜尋反對黨的所有非布爾什維克激進人物，以及撲滅工人罷工、紅軍中「不安定分子」的兵變和農民起義。在白軍占領的地區，則是公開抨擊任何被懷疑可能有「猶太布爾什維主義」（Judeo-Bolshevik，譯者註：是一個反猶主義陰謀論，認為猶太人是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幕後策劃者。該理論後來被納粹黨及其支持者所宣傳）情結的人。
實施恐怖，當然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專利。也有「白色恐怖」（White Terror），其最糟糕的時刻是，1919年夏季和秋季來自鄧尼金軍隊的西蒙．彼得留拉（Simon Petlyura）分遣隊在烏克蘭實施的可怕的殺戮浪潮。遇難者超過15萬人。但正如大多數研究「紅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的史學家已指出的，這兩種恐怖不在同一量級上。布爾什維克的恐怖政策更系統、更有組織，並針對全部社會階層。而且，在內戰爆發之前，它就被構想出來並付諸實施。白色恐怖從未以這種方式被系統化。它幾乎總是失控的分遣隊所為，其採取的措施並非由軍事指揮部正式批准。這個指揮部試圖充當一個政府的角色，但沒有取得多大成功。這些殺戮連鄧尼金本人都表示譴責。一般情況下，白色恐怖本身是由充當某種軍事反間諜力量的警察所實施的一系列報復行動。契卡和共和國內衛部隊則是一種結構化的、有力的鎮壓工具。這種鎮壓屬於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級別，得到了布爾什維克政權最高層的支持。
如同在所有內戰中一樣，極難將交戰雙方採用的一切形式的恐怖手段構成一幅完整的畫面。布爾什維克恐怖，由於有其清晰的方法論、獨特性和精心挑選的目標，很容易在內戰前實施。這場戰爭只在1918年夏末才發展為全面的衝突。以下列表，從該政權的最初幾個月起，按時間順序顯示了不同類型恐怖的演變及其不同目標。
- 從無政府主義者到君主主義者等非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激進派。
- 為最基本權利而鬥爭的工人。這些權利包括有麵包、有工作和最低限度的自由和尊嚴。
- 捲入無數農民起義或紅軍兵變中任何一場的農民，往往是逃兵。
- 哥薩克人。作為一個社會性和種族性群體，他們被指控敵視蘇維埃政權，遭到流放。「去哥薩克化」（De-Cossackization）是被稱為「反富農化」運動的20世紀30年代大規模流放（族群被流放的又一例子）之前身，凸顯了列寧主義政治壓迫政策與斯大林主義政治壓迫政策的根本性延續。
- 作為「預防措施」被清除的「社會不良分子」和其他「人民的敵人」、「嫌疑人」以及「人質」，特別是當布爾什維克強制疏散村莊，或收回了此前落入白軍之手的領土或城市時。
那些最有名的鎮壓，都涉及反布爾什維克的各政黨中的政治激進派。反對黨主要領導人發表了諸多聲明。他們經常遭囚禁和流放，不過得免一死，有別於激進的工人和農民。這些人在契卡實施懲罰性行動期間，不經審判就被射殺或被屠殺。
最早的恐怖行動之一，是1918年4月11日對莫斯科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襲擊。其中數十人被立即處決。一定數量的人轉而效忠布爾什維克，甚至成為契卡高官，比如亞歷山大‧戈爾德貝爾格（Aleksandr Goldberg）、米哈伊爾‧布雷納（Mikhail Brener）和提墨菲‧薩姆索諾夫（Timofei Samsonov）。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這場針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仍愈演愈烈。無政府主義者既反對布爾什維克專政，又反對舊政權回歸。農民無政府主義領導人內斯托爾．馬克諾（Nestor Makhno）的大轉變，充分說明了多數無政府主義者所面臨的困境。在對抗白軍的鬥爭中，他一度與紅軍結盟，在白軍的威脅消除後，又轉而對抗布爾什維克。作為鎮壓馬克諾農民軍及其強烈支持者的一部分，數以千計無名的激進無政府主義者被當作土匪處決。至少根據1922年流亡柏林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所提供的數字，看來這些農民構成了受害無政府主義者中的絕大多數。這些不完全統計數字表明，1919至1921年，有138名激進無政府主義者被處決；281人被流放；截至1922年1月1日，還有608人仍在獄中。
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在1918年夏季以前是布爾什維克的盟友。他們獲得了相對寬鬆的待遇，直到1919年2月。晚至1918年12月，他們最知名的領導人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Maria Spiridonova），才主持了一場黨代表大會。這次會議為布爾什維克所容許。然而，在她譴責了契卡每天實施的恐怖後，1919年2月10日，她與其他210名激進人員一起被捕，並被革命法庭宣判「因其歇斯底里的狀態而被拘留在療養院」。這次行動似乎是蘇維埃政權下，將一名政治對手判處拘留在精神病院裡的首個例子。斯皮里多諾娃設法逃了出來，繼續祕密領導左翼社會革命黨。到那時，該黨已經被蘇維埃政府取締。根據契卡消息來源，1919年，有58個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組織被解散；1920年，又有45個被解散。在這兩年中，有1,875名激進人員被囚為人質，這是為了響應捷爾任斯基的指示。他曾於1919年3月18日宣稱：「從今以後，契卡將不區分克拉斯諾夫（Krasnov）的白軍與來自社會主義者陣營的白軍……被捕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將被視為人質，他們的命運將取決於他們所屬黨派的後續行為。」
對布爾什維克來說，右翼社會革命黨人派似乎一直是最危險的政治對手。誰都記得，1917年11月和12月的自由民主選舉中，他們獲得了絕大多數。在其占明顯多數席位的立憲會議解散後，社會革命黨人繼續供職於蘇維埃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1918年6月，他們與孟什維克一起被驅逐出這些機構。於是，一些社會革命黨人，連同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在薩馬拉和鄂木斯克成立了臨時和短命的政府。它們很快被白軍海軍上將高爾察克所推翻。由於被夾在布爾什維克與白軍之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確立一套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連貫政策方面，遇到相當大的困難。相反，布爾什維克黨人則是極其能幹的政客，他們對立場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派，使用安撫措施、滲透，以及完全的鎮壓以轉變其立場。
契卡批准社會革命黨報紙《人民的事業》於3月20日至30日重新面世。當時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攻勢也達到頂峰。之後，契卡圍捕了所有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可能發生在1919年3月31日。當時，加入這兩個黨，都無任何法律上的限制。在莫斯科、圖拉、斯摩棱斯克、沃羅涅日、奔薩、薩馬拉和科斯特羅馬，有1,900多名激進人員被捕。沒人能確切地說，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組織的罷工和農民起義被鎮壓的過程中，有多少人被就地處決。可得的統計數據極少。我們即便大概知道特定事件的受害者人數，也完全不知曉身陷屠殺中的政治活動人士的比例。
1919年8月28日，列寧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在文中再次斥責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指控他們是「白軍、地主和資本家的幫凶和僕役」。隨之而來的是第二波逮捕浪潮。根據契卡的記錄，在1919年最後的四個月裡，有2,380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被捕。在1920年5月23日的一個印刷工會會議之後，對社會主義活動人士的鎮壓愈演愈烈。召開這次會議，是為了向一個來訪的英國工人代表團致意。在這次會議上，社會革命黨領導人維克多．切爾諾夫（Viktor Chernov）在使用假名和喬裝打扮的情況下，公開嘲笑了契卡和政府。他曾在立憲會議存在僅一天的時間裡擔任主席，此時正在躲避祕密警察。切爾諾夫作出嘲笑舉動後，他的全家被扣為人質，且所有仍處於自由狀態的社會革命黨領導人都被投入監獄。1920年夏季，2,000多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活動人士被登記在案、逮捕和扣為人質。一份日期標註為1919年7月1日的契卡內部備忘錄，以特別玩世不恭的口吻，闡明了對付持反對立場的社會主義者的計劃大綱：
「僅僅取締這些黨派，只會迫使其轉入地下，使之更加難以控制。與其這樣做，似乎不如授予它們某種半合法地位。以這種方式，我們就可以把它們攥在手裡。只要我們需要，我們隨時都可直接挖出我們需要的麻煩製造者、叛徒或告密者……就這些反蘇維埃的黨派而言，我們一定要利用目前的戰爭局勢，把諸如『反革命活動』、『叛國罪』、『在後方的非法行動』、『為干涉主義外國勢力從事間諜活動』等罪行，歸咎於它們的成員。」#（待續）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轉載自：http://www.epochtimes.com/b5/18/2/17/n1015148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