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從停戰到大轉折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25）
作者：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
【大紀元2018年03月16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6. 從停戰到大轉折
從1923年初到1927年底的略少於5年裡，社會與新政權的對峙暫告一段落。列寧於1924年1月24日去世。自1923年3月第三次中風以來，他就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了。圍繞繼承權的內鬥，在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政治活動中占據了很大部分。同時，社會也在舔舐著自己的傷口。
在這漫長的停戰期間，占人口85%以上的農民嘗試讓農業再次運行、協商其產品的價格，並努力活下去。用歷史學家邁克爾．康菲諾（Michael Confino）的話說：「彷彿農民烏托邦實際上是行得通的。」這個「農民烏托邦」，布爾什維克稱之為「eserovshchina」（一個術語，其最接近的譯文有點像「社會主義革命心態」），是基於數十年來在所有農民綱領中都處於核心地位的四個原則：第一，摧毀傳統的大土地所有制（large estates），土地按照每戶要養活的人口數分配；第二，隨心所願地處理他們的勞動成果，享有自由貿易的一切好處；第三，農民自治，以傳統的農村公社（village community）為代表；最後，布爾什維克政府簡化為可能是最簡單的表現形式——幾個村莊才有一個農村蘇維埃，每100個村莊才有一個共產黨基層組織。
從1914年到1922年一直未運作的市場機制，此時被布爾什維克當局部分恢復，並在認識到農民階級的落後後被暫時容忍。向城市的季節性遷移，曾是舊政權的一大特色，此時也立即再次啟動。因為國營工業部門忽視了消費品的生產，農村工業又開始起飛。飢荒越來越罕見，農民需要吃多少，就又能吃多少了。
這些年來表面的平靜，不應掩蓋政權與社會之間深層持續的緊張。社會尚未遺忘多年的暴力。農民們仍有諸多不滿的原因。農產品價格很低，製成品既稀有又極其昂貴，且稅收非常之高。農民們感到，與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相比，自己成了二等公民。尤其是農民抱怨蘇維埃政權當地代表無數次濫用權力。這些代表在「戰時共產主義」的傳統中長大。紅色恐怖的很多方法仍然得以實行。農民經常受制於地方絕對權威的任意決定。根據1925年底祕密警察的一份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法制的地位」的長篇報告，「司法系統、政府行政機關和警察皆因廣泛的酗酒而完全腐爛。賄賂司空見慣，過度的官僚作風和對農民群眾的普遍厭惡遍布一切。」
根據圖拉省祕密警察局長的一份報告，儘管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譴責蘇維埃官員最明顯的濫權行為，但依然認為農村是一個巨大而危險的未知地域，「滿是富農、社會革命黨人、宗教領袖，以及還未被消滅的老式地主。」
來自國家政治保衞局（GPU，音譯「格別烏」）情報部門的眾多文件顯示，普通工人也依然受到嚴密監視。作為一個在多年戰爭、革命和內戰後仍在重建的社會團體，工人們總是被懷疑與農村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保持聯繫。告密者被安插進每家企業，舉報可疑談話、異常行為，以及「農民之敵視態度」。工人假期到鄉間務農結束後，被懷疑將這種態度帶回了城市。警方的報告將這些工人分為「敵對分子」、「明顯受反革命基層組織影響的分子」、一般起源於農村的「政治上落後之群體」，以及被認為值得貼上「有政治覺悟」之標籤的少數分子。任何罷工或停工都經過了詳盡分析，其鼓動者都遭到逮捕。二者在失業率高企和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的這些年份中相當罕見。
來自祕密警察的內部文件顯示，經過多年的極速增長，警察機構竟然開始衰落。這正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改造社會的慾望逐漸減弱。從1924年到1926年，捷爾任斯基被迫與黨內其他領導人陷入苦戰。這些領導人認為，格別烏對於需要它所做的工作來說，顯得過於龐大。結果，自創建起到1953年，這個祕密警察機構的雇員人數經歷了唯一一次大幅下降。1921年，契卡僱用了約10.5萬名平民和近18萬人的不同類型的部隊，包括邊防部隊、鐵路警察和集中營官員。到1925年，這個數字已縮減到約26,000名平民和63,000人的部隊。這些數字還應當加進3萬名線人。1921年，他們的人數還不能根據可用文件來估算。1924年12月，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寫信給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我相信，蘇維埃政權當前應推進到一個更自由的形式：壓制較少、更守法、有較開放的討論、地方各級（自然是在黨的領導下）承擔更多的責任等等。」
幾個月後，1925年5月1日，曾主持對社會革命黨人荒唐審判的革命法庭庭長尼古拉．基里連科（Nikolai Krylenko），給政治局寫了一封長信，批評格別烏的過分行為。1922年和1923年頒布的幾項法令，將格別烏的角色限定在間諜活動、土匪活動、偽造和反革命活動的問題上。只有格別烏有權審理屬於這些類別中任何一類的罪行，其特別法庭有資格宣判放逐和軟禁多達3年、放逐到集中營，甚至死刑。格別烏1924年開放的6.2萬份卷宗中，超過5.2萬份被轉送至普通法院。格別烏特殊部門本身調查了9000多個案件。鑑於政治局勢相對穩定，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基里連科總結說：「人們被放逐，被迫生活在西伯利亞某個被遺忘的角落裡，身無分文。他們忍受著可怕的條件。被送往那裡的人，往往是十七八歲，來自學生背景，或者是七旬男子、神職人員，以及屬於『社會危險階級』的老年婦女。」
基里連科提議，「反革命分子」一詞應予保留，用於特指已知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成員的人。他認為，這一限制將避免「格別烏的部門對該詞的非法解釋」。
捷爾任斯基及其助手迅速對這種批評作出反應。他們向黨的高級成員，特別是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危言聳聽的報告，談及嚴重內部問題的持續存在，包括假想的由外國精心策劃的轉移視線手法，如波蘭、波羅的海諸國、英國、法國和日本。根據1924年格別烏的年度報告，這個祕密警察機構：
• 逮捕了11,453名土匪，其中1,853人被立即處決。
• 拘押了926名外國人（其中357人被驅逐出境）和1,542名間諜。
• 阻止了白軍在克里米亞起事（此次行動期間有132人被處決）。
• 對無政府主義團體展開了81次行動，導致266人被捕。
• 肅清了14個孟什維克組織（540人被捕）、6個右翼社會革命黨組織（152人被捕）、7個左翼社會革命黨組織（52人被捕）、117個「多元化的知識分子組織」（1,360人被捕）、24個君主主義運動團體（1,245人被捕）、85個神職人員和宗派人士組織（1,765人被捕）和675個「富農組織」（1,148人被捕）。
•在1924年2月和7月的兩次大規模行動中，放逐了約4,500名來自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盜賊、慣犯和耐普曼（Nepman）」（企業家和小商人）。
•軟禁了18,200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個人。
•閱讀了507萬8174封信件和各種信函。
這些數據表面看，具有官僚式的精確和一絲不苟，但人們可能會懷疑，它們有多少可信度。這些數據被納入1925年格別烏的預算當中，其作用可能是顯示，該祕密警察機構在面對來自國外的威脅時並未喪失警惕，因此應予以考慮增加資金。儘管如此，這些數據對歷史學家來說仍是非常珍貴的，因為它們揭示了過去所用的鎮壓方法仍在被沿用，以及該政權對潛在敵人的臆想。從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廣泛的鎮壓網絡，雖然暫時不那麼活躍，但仍具有相當的可操作性。
儘管格別烏削減了預算且受到布爾什維克低級官員的批評，但由於日益強硬的刑事立法，格別烏的活動又開始增加。1924年10月31日通過的《蘇聯刑事立法基本原則》，以及1926年通過的《刑法典》，實際上顯著擴大了所謂「反革命罪」的定義，也把「具有社會危害性的人」這個概念編入法典。《刑法典》將任何非直接打算推翻或削弱蘇維埃政權，但本質上是攻擊「革命無產階級政治或經濟成就」的活動，納入反革命罪當中。因此，該法不僅懲罰了故意的違法行為，也禁止了可能的或非故意的行為。
「具有社會危害性的人」被定義為「任何犯下危害社會行為、與犯罪集團保持聯繫，或其過去行為可能被視為危害社會的人」。凡屬於這些極具彈性之範疇內的人，都可能被判刑，即便是在完全無罪的情況下：「法庭可能會用這些社會保護措施，來對付任何被列為社會危險人物的人。他们可能犯下具體罪行。即使當時被證明沒犯具體罪行，他们也依然被認為對社會構成威脅。」1926年生效的那些措施，加強了恐怖的法律基礎。這些措施中包括有名的《刑法典》第58條，其對反革命活動的定義有14種之多。1926年5月4日，捷爾任斯基給其助手根里克．雅戈達（Genrikh Yagoda）寫了一封信，在其中制定了一項「打擊投機」的龐大計劃。這封信揭示了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和「內戰精神」在布爾什維克高級官員中的持久性：
「這場反『投機』鬥爭如今格外的重要……莫斯科必須徹底清除這些寄生的投機分子。對於這個問題，我已經叫波克爾（Pauker）從莫斯科居民的檔案中收集所有可用的文件。至今我從他那裡都一無所獲。你不覺得格別烏應設立一個特別的流放地部門嗎？它可能由一項特別基金提供資助，而該基金來自沒收的錢財。根據一項預先制定的計劃，我們可能在最遙遠和荒涼的地區重新安置所有這些寄生蟲。否則，寄生蟲將致使我們毀滅。因為他們，農民沒有更多的財產；因為他們的陰謀，價格在不斷上漲，盧布也在貶值。格別烏必須盡快直接處理這個問題。」#（待續）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轉載自：http://www.epochtimes.com/b5/18/3/14/n1021737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