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之三：追溯正義
【大紀元2018年01月03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
同時，本書也平和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分析性觀點。第一點是，共產黨政權不只是實施犯罪行為（所有政府偶爾也會這樣做）；它們本質上是犯罪企業（criminal enterprises）：原則上，可以說，它們都依靠暴力統治，無法無天，且罔顧人命。因此，韋爾特關於蘇聯的章節以「反人民的政權」為題，帶領我們有條不紊地穿越從1917年10月革命至1953年斯大林之死連續出現的恐怖怪圈。經過比較，他指出，1825年至1917年，在沙皇統治下，執行了6,321例政治死刑（其中多數發生於1905年至1907年革命期間），而在1918年秋季兩個月的官方「紅色恐怖」（Red Terror）中，布爾什維克執行的死刑就達到約15,000例。如此持續了三分之一世紀；例如，在1932年至1933年農業集體化所導致的飢荒期間，有600萬人死亡，在大清洗（Great Purge）期間，有72萬人被處決，1934年至1941年間，700萬人進入古拉格集中營（那裡有大量人死亡），在斯大林死亡時，那裡仍關押著275萬人。誠然，這些人員總數代表著不同形式的國家暴力，並非所有形式都會立即致人於死；但作為政府的常規手段，所有形式的國家暴力都意味著恐怖。
在馬格林所寫的〈中國：進入黑夜的漫長征程〉一節中，那些不太為人熟悉的數字則更令人震驚：最低限度就有一千萬人「直接受害」；經歷過中國「隱藏的古拉格」即勞改的人中，很可能有兩千萬人死亡；超過兩千萬人死於1959年至1961年大躍進所導致的「政治性飢荒」（political famine），這是史上最大的飢荒。最終，在波爾布特模仿毛澤東大躍進期間，約有七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死亡，這是共產國家中最高的人口比例。
本書提出的第二點是，有虛構的說法稱共產主義是後來「拐錯彎」（wrong turn）才迷失了方向，其實共產主義起家就從未仁慈過。列寧從一開始就期望，確實也是想要，憑藉內戰粉碎所有的「階級敵人」；這場戰爭主要是針對農民，一直持續到1953年，期間只有一些短暫的停頓。原來，關於「列寧好/斯大林壞」的無稽之談，也不過如此。 [如果有人懷疑仍有必要提出這一案例，在例如現行版《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ædia Britannica）令人傷感的文章〈列寧〉中，就可能找到答案。] 還有一個觀點具有「技術」性：利用飢荒來破壞農民對共產政權經濟「計劃」的抵制運動。自索爾仁尼琴（譯者註：英文名為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年—2008年，前蘇聯作家，其作品道盡蘇共極權統治的殘酷真相）以來，這類「暴君式」手段就一直被拿來與技術先進的納粹毒氣室作對照。
更基本的一點是，紅色恐怖不能解釋為革命前政治文化的延續。共產黨的鎮壓並非自上源於傳統的獨裁統治；也不單純是自下源於民間的暴力行為的升級——無論是俄國的農民無政府主義，還是中國周期性的千年起義，抑或是柬埔寨加劇的民族主義。但所有這些傳統都被這種新的政權所利用。儘管兩次世界大戰嚴酷的條件作用是重要因素，但共產主義行徑的根源也不存在於大戰的暴力之中。 相反，在每一起案例中，對民眾的大規模暴力，都是為建立革命新秩序而蓄意實施的一項政策；其範圍之廣、滅絕人性之程度都遠遠超過該國過去的任何事件。
最後一點，是庫托伊斯所堅持認為的，其同事們對此也有清晰的陳述，即共產主義訴諸「永久性內戰」依據的是馬克思主義對階級鬥爭的「科學的」信仰。馬克思對此作了一個有名的比喻，稱階級鬥爭是「歷史的暴力助產士」。庫托伊斯補充說，類似地，納粹暴力是基於一種科學主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斷言通過種族鬥爭可實現民族的復興。
馬格林對共產革命蔓延到東方時激進主義升級的描述顯示，有效地鼓吹意識形態，將其作為共產主義大屠殺的依據，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這種升級始於斯大林。他把自己描述成「當今的列寧」，把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描述成又一場十月革命。後來，到1953年，也就是毛澤東上台4年後，斯大林的繼任者們終止了大規模的恐怖，認為它對他們此時已超級強大的政權來說，變得代價太過昂貴。不過，對他們的中國同事們來說，此時正值世界革命在亞洲起步之際，莫斯科的溫和立場等於「背叛」了它。因此，1959年至1961年，毛澤東受驅使發動了「大躍進」，這超越了莫斯科式的純粹社會主義，妄想進入共產主義，因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和《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曾對它作出過設想。毛憑藉此舉超越了其蘇聯導師。而在1966年至1976年，他將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狀態引向自己所在的黨，繼續超越斯大林1937年至1939年對自己黨的大清洗。但整個這套傳統最瘋狂的派生物，是1975年至1979年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運動；因為這場針對城市「資產階級」文明的暴行，恰恰表露了一個野心：要超越毛的「成就」，推動彈丸之地的柬埔寨進入世界革命的前列。
然而，這種「進步」長期處於無效率狀態，最終促使毛澤東的繼任者們結束了大規模恐怖，中途轉向市場經濟，這樣輪到他們「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動力。1979年以後，鄧小平由此在世界範圍內終結了1917年10月推出的變態的普羅米修斯主義（Prometheanism）。因此，《黑皮書》從彼得格勒到中國海域追蹤了共產主義的發展軌跡，無可避免地顯示出，意識形態而非社會進程，刺激了這一運動疾如流星般的迅速興起，而意識形態在實踐中的失敗又導致其突如其來的崩潰。
這個超越國界的觀點，非常有助於回答共產主義歷史提出的一大問題，即一個基於工業社會無產階級革命的教義為何只在農業為主的社會掌權成了氣候？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這些社會對「社會主義」準備最不充分。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它本質上是關乎世界和人類最終命運的一次飛躍，「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這種類似奇蹟般的轉變，對那些要克服最大落後差距的人來說，具有最強的誘惑力，因此馬克思主義的行進路線得以更深地進入政治和經濟落後的東方，也就不足為奇了。通過一次比一次誇張的「躍進」，共產主義在東方實現升級。只有考慮到這種同馬克思主義自相矛盾的現象，我們才能創立20世紀大事件——共產主義的真正的歷史編纂學。
這把我們帶回到史蒂芬‧庫托伊斯在黑皮書中提出的棘手而令人頭疼的問題：在道義上將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同等看待，又怎麼樣呢？經過50年的爭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無論鐵的事實是什麼，當前的政治和過去的現實對於衡量極權主義的邪惡，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只要存在左派和右派，我們總是會遇到雙重標準，這一點的確將長期存在。無論多麼徹底地證明了共產主義的失敗，且新的研究使其邪惡日益曝光，我們總是會遇到諸如一家西方主要報紙駐莫斯科記者那樣的反應。這名記者在共產主義垮台後，仍然可以私下向俄羅斯人打招呼說：「謝謝你們嘗試過（共產主義）了！」；總會有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未經觀察分析就將《黑皮書》斥之為「右翼反共言論」。然而，對於更多平凡的觀察者來說，這一點終於變得清晰起來：我們目前的定性判斷與本世紀政治犯罪的真正清單，相去甚遠。
也許正是這種荒謬性把我們帶到一個轉折點。如果是10年前，《黑皮書》的作者們會拒絕相信他們現在所寫的。對蘇聯檔案，以及最終對東亞檔案的探查工作，將繼續改變不公道的局面。而且，這種情況的出現，正值歷史撰述日益轉向反思性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旨在履行我們緬懷過去所有被壓迫者的責任——的確，也正逢政府和教會正式為他們的歷史罪惡道歉。當然，一個黨派，如果還有人性的話，對那麼多黨徒那麼長時間犯下的非人道罪行的受害者，就會給予同情。
即便如此，這種「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的努力也註定會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在這個不公正的世界上有太多的好心人，不可能完全放棄對絕對平等的期望；還有一些不太好的人，打著「理性」的旗號，總是會向他們推銷實現這種幻想的祕方。對共產主義罪行進行任何現實的清算，必將促成他們這種烏托邦式的幻想破滅。所有追尋歷史真相的志同道合者，在共產主義為其邪惡受到應有的懲罰之前，應當準備好走一段很長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