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導論之七：罪惡為何被掩
作者：史蒂芬‧庫托伊斯
【大紀元2018年01月14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和普通娼妓一樣，知識分子發現自己被誘騙加入宣傳戰的行列。1928年，馬克西姆．高爾基（Maksim Gorky）應邀到索洛維茨基群島（Solovetski Islands）「旅遊」。這是一座實驗性集中營，可能會「蛻變」（借用索爾仁尼琴的話）成古拉格系統的一部分。回來後，高爾基寫了一本書，為索洛維茨基集中營和蘇聯政府歌功頌德。1916年龔古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得主、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曾毫不猶豫地為了錢而吹捧斯大林政權。他於1928年出版的《格魯吉亞奇觀》（Marvelous Georgia）一書，毫不提及1921年斯大林及其幫凶謝爾戈．奧爾忠尼啟澤（Sergo Ordzhonikidze）在格魯吉亞實施的大屠殺，也忽略了以擅長權謀和因施虐癖而出名的NKVD（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頭子拉弗倫地．貝利亞（Lavrenti Beria）。1935年，巴比塞出版了斯大林首部官方傳記。最近，瑪麗亞．安東涅塔．馬喬基（Maria Antonietta Macciochi）煽情地吹捧毛澤東，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隨聲附和，只是沒那麼過分；而達妮埃爾．密特朗（Danielle Mitterrand）也跟著對菲德爾．卡斯特羅稱功頌德。貪婪、沒骨氣、愛虛榮、迷戀權力、暴虐、革命狂熱——無論是何動機，極權主義獨裁在用得著時總是不乏冥頑不化的支持者。這一點對共產獨裁和其它形式的獨裁都一樣適用。
面對共產黨猛烈的宣傳攻勢，西方長期苦於異乎尋常的自我欺騙。對此推波助瀾的因素有：面對一個特別狡詐的體制時，西方顯得相當幼稚，對蘇聯勢力的懼怕以及政客們的玩世不恭。雅爾塔會議上就有自我欺騙現象。當時，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把東歐拱手交給斯大林，來換取後者儘快舉行自由選舉的莊嚴承諾。1944年12月，現實主義的態度與順從的策略在莫斯科與命運交會。當時，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把倒楣的波蘭拋給了這個魔鬼，來換取對社會與政治和平的保證。莫理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譯者注：1900年—1964年，法國政治家，1930年至1964年擔任法國共產黨領導人，1946年至1947年擔任法國副總理）返回巴黎時，適時地確認了這一點。
這種自我欺騙是安慰的源泉，由西方共產黨人（和許多左派）中一種普遍的看法賦予了準合法性。這種看法認為，儘管這些國家正在「建設社會主義」，但作為社會和政治衝突淵藪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無疑仍很遙遠。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概括了這種親共產主義的時尚。她說：「革命工人有一個給他們撐腰的政府，就感激不盡；這個政府給他們的行動賦予了只有政府才能賦予的官方性、合法性和現實性，同時因在地理位置上足夠遙遠而不會顯得具壓迫性。」共產主義聲稱自己是啟蒙運動、社會與人類解放、「真正平等」夢想的使者，以及如格拉古．巴貝夫（Gracchus Babeuf）所設想的「全民幸福」之使者。這些理應成為共產主義所展示的面目。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正是這個「啟蒙」的形象，幫助共產主義幾乎完全掩蓋了其邪惡本質。
無論這種對共產主義罪行規模的無知是否是有意為之，對它進行研究時，都絕不能忘記我們同時代人對其人類同胞的漠不關心。這並不是說，這些人是鐵石心腸。相反，在某些情況下，他們能表現出從未表現出的、極深厚的手足情、友情、親情甚至愛情。然而，正如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所指出的：「回憶我們自己的困頓，使我們無法感知他人的痛苦。」在兩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歐洲或亞洲國家無一不忍受著自舐傷口的無盡悲痛和憂傷。在面對被占領期黑暗歲月的歷史時，法國所表現出的躊躇不定，本身就是一個令人信服的例證。被占領期的歷史——確切地說無歷史——持續給法國人的良心蒙上陰影。我們發現，德國「納粹」時期、意大利「法西斯」時期、西班牙「佛朗哥」時代、希臘內戰時期等的歷史，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儘管程度減輕）。在這個鐵血（blood and iron）世紀裡，每個人都沉浸於自己的不幸中，無暇多為他人的不幸操心。
共產主義的罪惡一面被掩蓋，還有三個更具體的原因。第一個是，對革命整個概念本身的迷戀。在當今世界，對19和20世紀所夢想的「革命」理念之狂熱，還遠未結束。革命的標誌——紅旗、《國際歌》、舉起的拳頭——伴隨著每次社會運動再度出現，且規模龐大。切．格瓦拉（Che Guevara）重新受到推崇。公開革命的團體積極活動，享受著表達觀點的一切法定權利；連對其前輩所犯罪行最溫和的批評，他們都會謾罵一通；他們只是急不可耐地要大談關於列寧、托洛茨基或毛澤東之「功績」的「永恆真理」，且說個沒完沒了。這種革命狂熱並非只為革命分子所接受，本書的很多撰稿人自己都曾相信過共產主義宣傳。
第二個原因是，蘇聯分享了對納粹主義的勝利，這使共產黨人得以拿狂熱的愛國主義做面具，來掩蓋他們攫取權力的最新計劃。自1941年6月起，所有被占領國的共產黨人都開始積極地、頻繁武裝起來抵抗納粹或意大利占領軍。和每個地方的抵抗運動戰士一樣，這些共產黨人也為其努力付出了代價，數千人被行刑隊處決、被屠殺或放逐。他們「扮演殉道者的角色」，是為了使共產主義事業神聖化，並使所有批評消聲。此外，在抵抗運動期間，很多非共產黨人士與其共產黨同伴成了戰友，打造了團結的凝聚力，且並肩流血。因為有這樣的過去，這些非共產黨人士可能就樂意對某些事情視而不見。在法國，戴高樂主義的立場就經常受到這種共同記憶的影響。戴高樂將軍曾試圖鼓動蘇聯對抗美國。他本人所奉行的政治也曾受其影響。
共產黨人參戰並分享對納粹主義的勝利，將反法西斯主義的整個概念制度化，成為左派的一種信條。共產黨人當然地把自己描繪成這種反法西斯主義的最佳代表和捍衛者。對共產主義而言，反法西斯主義成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標籤，可用來使反對者迅速消聲。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就該主題寫了一些極好的文章。戰敗的納粹主義被同盟國貼上「終極邪惡」（Supreme Evil）的標籤，共產主義就自然而然地最終站到正義一邊。在紐倫堡審判期間，這一點體現得一清二楚，檢察官中就有蘇聯法律專家。這樣，人們對一些令人為難的反民主事件就避而不談了，例如1939年德蘇條約和卡廷大屠殺。對納粹的勝利，曾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展現。在被英國人和美國人解放的歐洲地區，即便未遭受被占領的痛苦，這種勝利也被拿來作宣傳，以激起對蘇聯紅軍的強烈感激之情和對蘇聯各民族所作犧牲的負疚感。共產黨人毫不猶豫地利用了歐洲人的感情，來散布共產主義訊息。
況且，東歐是如何被紅軍「解放」的，在西方仍普遍不為人知。對西方史學家來說，「解放」意味著兩種迥然不同的概念：一種是指促成了民主的回歸；另一種則是指為獨裁統治的到來鋪路。在中歐和東歐，蘇維埃制度取代了「千年帝國」。（Thousand Year Reich，譯者註：希特勒曾誇口，他的「第三帝國」將延續千年，在德意志歷史上成為「千年帝國」。）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譯者註：波蘭小說家和劇作家）巧妙地刻畫了這些民族所面臨的悲劇：「戰爭結束並未給波蘭人帶來解放。在中歐的戰場上，它僅僅意味著，一種形式的邪惡換成了另一種形式的邪惡，希特勒的黨羽讓位於斯大林的黨羽。儘管拍馬奉迎者為『把波蘭人民從封建枷鎖中解放出來』而歡呼雀躍，但無非是同一支點燃的香菸在波蘭傳來傳去，繼續灼燒著人們的皮膚。」歐洲兩種民間記憶之間的斷裂線就在這裡。不過，一些出版物已經撩起窗簾顯示，蘇聯是如何從納粹主義手裡「解放」了波蘭人、德國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
共產主義受仁慈對待的最後一個原因更加微妙，有點難以解釋。1945年以後，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成了現代野蠻（modern barbarism）的代名詞、20世紀大規模恐怖的縮影。共產黨人起初就納粹對猶太人迫害的獨特性質提出質疑，但後來很快領會到，讓猶太人大屠殺被世人永遠銘記，作為更系統地重燃反法西斯主義的一種方式，對他們有利。「肚子又被餵飽的骯髒野獸」[借用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名句]之幽靈，時刻不斷地受到召喚。最近，單一地聚焦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企圖將猶太人大屠殺描述成獨一無二的暴行，這阻止了對共產主義世界類似規模其它事件的評估。畢竟，幫助摧毀種族滅絕機器的勝利者，可能本身已將完全相同的方法付諸實施，這幾乎看似不可信。當面對這個悖論時，人們通常更喜歡逃避現實。#（待續）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大紀元2018年01月14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和普通娼妓一樣，知識分子發現自己被誘騙加入宣傳戰的行列。1928年，馬克西姆．高爾基（Maksim Gorky）應邀到索洛維茨基群島（Solovetski Islands）「旅遊」。這是一座實驗性集中營，可能會「蛻變」（借用索爾仁尼琴的話）成古拉格系統的一部分。回來後，高爾基寫了一本書，為索洛維茨基集中營和蘇聯政府歌功頌德。1916年龔古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得主、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曾毫不猶豫地為了錢而吹捧斯大林政權。他於1928年出版的《格魯吉亞奇觀》（Marvelous Georgia）一書，毫不提及1921年斯大林及其幫凶謝爾戈．奧爾忠尼啟澤（Sergo Ordzhonikidze）在格魯吉亞實施的大屠殺，也忽略了以擅長權謀和因施虐癖而出名的NKVD（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頭子拉弗倫地．貝利亞（Lavrenti Beria）。1935年，巴比塞出版了斯大林首部官方傳記。最近，瑪麗亞．安東涅塔．馬喬基（Maria Antonietta Macciochi）煽情地吹捧毛澤東，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隨聲附和，只是沒那麼過分；而達妮埃爾．密特朗（Danielle Mitterrand）也跟著對菲德爾．卡斯特羅稱功頌德。貪婪、沒骨氣、愛虛榮、迷戀權力、暴虐、革命狂熱——無論是何動機，極權主義獨裁在用得著時總是不乏冥頑不化的支持者。這一點對共產獨裁和其它形式的獨裁都一樣適用。
面對共產黨猛烈的宣傳攻勢，西方長期苦於異乎尋常的自我欺騙。對此推波助瀾的因素有：面對一個特別狡詐的體制時，西方顯得相當幼稚，對蘇聯勢力的懼怕以及政客們的玩世不恭。雅爾塔會議上就有自我欺騙現象。當時，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把東歐拱手交給斯大林，來換取後者儘快舉行自由選舉的莊嚴承諾。1944年12月，現實主義的態度與順從的策略在莫斯科與命運交會。當時，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把倒楣的波蘭拋給了這個魔鬼，來換取對社會與政治和平的保證。莫理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譯者注：1900年—1964年，法國政治家，1930年至1964年擔任法國共產黨領導人，1946年至1947年擔任法國副總理）返回巴黎時，適時地確認了這一點。
這種自我欺騙是安慰的源泉，由西方共產黨人（和許多左派）中一種普遍的看法賦予了準合法性。這種看法認為，儘管這些國家正在「建設社會主義」，但作為社會和政治衝突淵藪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無疑仍很遙遠。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概括了這種親共產主義的時尚。她說：「革命工人有一個給他們撐腰的政府，就感激不盡；這個政府給他們的行動賦予了只有政府才能賦予的官方性、合法性和現實性，同時因在地理位置上足夠遙遠而不會顯得具壓迫性。」共產主義聲稱自己是啟蒙運動、社會與人類解放、「真正平等」夢想的使者，以及如格拉古．巴貝夫（Gracchus Babeuf）所設想的「全民幸福」之使者。這些理應成為共產主義所展示的面目。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正是這個「啟蒙」的形象，幫助共產主義幾乎完全掩蓋了其邪惡本質。
無論這種對共產主義罪行規模的無知是否是有意為之，對它進行研究時，都絕不能忘記我們同時代人對其人類同胞的漠不關心。這並不是說，這些人是鐵石心腸。相反，在某些情況下，他們能表現出從未表現出的、極深厚的手足情、友情、親情甚至愛情。然而，正如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所指出的：「回憶我們自己的困頓，使我們無法感知他人的痛苦。」在兩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歐洲或亞洲國家無一不忍受著自舐傷口的無盡悲痛和憂傷。在面對被占領期黑暗歲月的歷史時，法國所表現出的躊躇不定，本身就是一個令人信服的例證。被占領期的歷史——確切地說無歷史——持續給法國人的良心蒙上陰影。我們發現，德國「納粹」時期、意大利「法西斯」時期、西班牙「佛朗哥」時代、希臘內戰時期等的歷史，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儘管程度減輕）。在這個鐵血（blood and iron）世紀裡，每個人都沉浸於自己的不幸中，無暇多為他人的不幸操心。
共產主義的罪惡一面被掩蓋，還有三個更具體的原因。第一個是，對革命整個概念本身的迷戀。在當今世界，對19和20世紀所夢想的「革命」理念之狂熱，還遠未結束。革命的標誌——紅旗、《國際歌》、舉起的拳頭——伴隨著每次社會運動再度出現，且規模龐大。切．格瓦拉（Che Guevara）重新受到推崇。公開革命的團體積極活動，享受著表達觀點的一切法定權利；連對其前輩所犯罪行最溫和的批評，他們都會謾罵一通；他們只是急不可耐地要大談關於列寧、托洛茨基或毛澤東之「功績」的「永恆真理」，且說個沒完沒了。這種革命狂熱並非只為革命分子所接受，本書的很多撰稿人自己都曾相信過共產主義宣傳。
第二個原因是，蘇聯分享了對納粹主義的勝利，這使共產黨人得以拿狂熱的愛國主義做面具，來掩蓋他們攫取權力的最新計劃。自1941年6月起，所有被占領國的共產黨人都開始積極地、頻繁武裝起來抵抗納粹或意大利占領軍。和每個地方的抵抗運動戰士一樣，這些共產黨人也為其努力付出了代價，數千人被行刑隊處決、被屠殺或放逐。他們「扮演殉道者的角色」，是為了使共產主義事業神聖化，並使所有批評消聲。此外，在抵抗運動期間，很多非共產黨人士與其共產黨同伴成了戰友，打造了團結的凝聚力，且並肩流血。因為有這樣的過去，這些非共產黨人士可能就樂意對某些事情視而不見。在法國，戴高樂主義的立場就經常受到這種共同記憶的影響。戴高樂將軍曾試圖鼓動蘇聯對抗美國。他本人所奉行的政治也曾受其影響。
共產黨人參戰並分享對納粹主義的勝利，將反法西斯主義的整個概念制度化，成為左派的一種信條。共產黨人當然地把自己描繪成這種反法西斯主義的最佳代表和捍衛者。對共產主義而言，反法西斯主義成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標籤，可用來使反對者迅速消聲。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就該主題寫了一些極好的文章。戰敗的納粹主義被同盟國貼上「終極邪惡」（Supreme Evil）的標籤，共產主義就自然而然地最終站到正義一邊。在紐倫堡審判期間，這一點體現得一清二楚，檢察官中就有蘇聯法律專家。這樣，人們對一些令人為難的反民主事件就避而不談了，例如1939年德蘇條約和卡廷大屠殺。對納粹的勝利，曾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展現。在被英國人和美國人解放的歐洲地區，即便未遭受被占領的痛苦，這種勝利也被拿來作宣傳，以激起對蘇聯紅軍的強烈感激之情和對蘇聯各民族所作犧牲的負疚感。共產黨人毫不猶豫地利用了歐洲人的感情，來散布共產主義訊息。
況且，東歐是如何被紅軍「解放」的，在西方仍普遍不為人知。對西方史學家來說，「解放」意味著兩種迥然不同的概念：一種是指促成了民主的回歸；另一種則是指為獨裁統治的到來鋪路。在中歐和東歐，蘇維埃制度取代了「千年帝國」。（Thousand Year Reich，譯者註：希特勒曾誇口，他的「第三帝國」將延續千年，在德意志歷史上成為「千年帝國」。）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譯者註：波蘭小說家和劇作家）巧妙地刻畫了這些民族所面臨的悲劇：「戰爭結束並未給波蘭人帶來解放。在中歐的戰場上，它僅僅意味著，一種形式的邪惡換成了另一種形式的邪惡，希特勒的黨羽讓位於斯大林的黨羽。儘管拍馬奉迎者為『把波蘭人民從封建枷鎖中解放出來』而歡呼雀躍，但無非是同一支點燃的香菸在波蘭傳來傳去，繼續灼燒著人們的皮膚。」歐洲兩種民間記憶之間的斷裂線就在這裡。不過，一些出版物已經撩起窗簾顯示，蘇聯是如何從納粹主義手裡「解放」了波蘭人、德國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
共產主義受仁慈對待的最後一個原因更加微妙，有點難以解釋。1945年以後，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成了現代野蠻（modern barbarism）的代名詞、20世紀大規模恐怖的縮影。共產黨人起初就納粹對猶太人迫害的獨特性質提出質疑，但後來很快領會到，讓猶太人大屠殺被世人永遠銘記，作為更系統地重燃反法西斯主義的一種方式，對他們有利。「肚子又被餵飽的骯髒野獸」[借用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名句]之幽靈，時刻不斷地受到召喚。最近，單一地聚焦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企圖將猶太人大屠殺描述成獨一無二的暴行，這阻止了對共產主義世界類似規模其它事件的評估。畢竟，幫助摧毀種族滅絕機器的勝利者，可能本身已將完全相同的方法付諸實施，這幾乎看似不可信。當面對這個悖論時，人們通常更喜歡逃避現實。#（待續）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