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女神？及“我是女神”之另一面——我的結婚離婚故事

今年三月八號「婦女節」那天，我作爲嘉賓上了希望之聲的節目《誰是真正的“女神”》，談了談中共國女性的地位及其演變等問題，沒想到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此視頻時，引來一波留言說「你是女神」。

看到這種評論，不知怎的，我心中一動，想起不久前的一個經歷。

那天一名親戚因受我母親之託，跑去找一個跟我見過幾面、卻幾乎從來沒有跟我講過話的單身男，要給我「提親」，結果那名單身男說，我是「大名鼎鼎的才女」，他配不上，一口就回絕了！

這就是作爲「女神」的悲哀？

其實，我從不認爲地上有任何一個人配得上被稱爲神。人就是人，再怎麼了不起，也還是個人。更何況我並沒有多麼了不起。我也如每一位女性一樣，有著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所思所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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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前夫是一九八八年祕密結婚的，到二零一四年正式「祕密」離婚，我們的婚姻，持續了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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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叫「祕密結婚」呢？因爲八八年我仍在北大上研究生，按中共的「計劃生育、晚婚晚育」政策，雖然法定結婚年齡是二十歲，但因爲「晚婚晚育」政策，事實上，凡是黨管得著的地方和單位，女性一般要二十五歲才讓你結婚，而我當時只有二十二歲，還不到「晚婚」年齡。

他則剛研究生畢業不久，分到中科院系統的一個科研單位，單位剛好要分房子，而單身職工連排隊的資格都沒有。於是同事慫恿他去領個結婚證好排上隊。

當時外地學生能拿到北京戶口留在北京、能在北京擁有住房，都是跟摘星星難度差不多大的事。他是因爲在研究生期間就有了一項發明專利，合成了一種原來世界上沒有的材料（他是北大化學系高分子專業的），單位費了好大勁，才把他留下來的。

於是我硬著頭皮去找系裏管開結婚証明的輔導員，好像是當時我們系的團支部書記。要有單位証明才能去辦結婚證。

好在輔導員很理解排隊等房的「剛需」，於是答應給我開証明，但是讓我承諾，不能告訴同學（她怕其他人都來找她），且二十五歲前不能要孩子。

我當然就答應了。

就這樣，我們祕密領了結婚證。他只花了兩塊多錢買了半斤水果糖發給同事，宣佈自己「領證」了。我則對同學朋友瞞得死死的，誰也不知道我已經結婚的事。

我們也沒有舉辦任何儀式，或照婚紗照之類的。「領證」後我帶他回我四川老家時，對親友謊稱將到他老家辦婚禮；等我們回他老家時，又謊稱在我家已經辦過了，就這麼混過去了。

其實他母親攢了好多錢，本來希望給她的獨生子辦一次風光的婚禮的。但我們都痛恨任何外在的儀式，覺得自己是完全嫁給/娶了愛情，當時也年輕，不懂得去滿足別人的心願。這就叫年輕任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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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呢？他工作不過半年，就從單位辭職下海了，房子當然也沒分上。當時他沒有任何收入，靠跟北大後勤「第三產業」合作的關係，住在一個不要他錢的地方：學生浴室樓中一個只有六平方米、只能勉強放下一張單人牀的半地下室，房間裏除了那張單人牀外什麼也沒有，還裏布了各種上下水的管道，又黑又潮又冷。

但這個半地下室，離我當時住的研究生宿舍樓四十五樓，只有五、六分鐘的步行距離，所以我們的「祕密婚姻」，就是從這個又黑又潮又冷的半地下室開始的。

他創業伊始，就趕上八九學潮。所以相當長一段時間，公司完全沒有任何進展，連執照都辦不下來，更別說收入了。當時我一個月只有七十五塊錢收入，是國家給研究生發的「工資」，我們真不知是什麼混過來的。

有一次他不知是營養不良，還是急火攻心，居然在半地下室裏一頭栽到地上，暈了過去。我好容易才咬牙把他弄回到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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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基本上完全是個「小鳥依人」型的。他在我心中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他就是我的全部。如果他頭天死了，第二天我就會去跳樓。

題圖中這張照片，就是我跟他剛談戀愛不久時照的。那時我才二十歲。有一天我穿著這身我上高中時母親給我手工做的泡泡袖衣服，準備跟他一起去參加他的什麼朋友聚會。

我們騎車走在街上時，他突然說，我穿著這種衣服像個中學生一樣，然後再說了什麼我就忘了，總之好像是有點嫌棄我會丟他的人的意思。

我一賭氣，掉轉頭就騎回去了，剩他一人去參加朋友聚會。騎回去的路上，我心中那叫一個委屈呀。他不知道我的經濟狀況。當時家裏給的錢只夠吃飯，根本沒有閒錢買衣服，而這種窘況又不好意思跟他說，就只有自己哭鼻子的份兒，還擔心他會怎樣看我，會不會覺得我整天就會耍小脾氣，等等。

（寫到這裏，突然想到：哎喲，談了那麼久戀愛，也從沒向他「訛詐」過什麼，他也從來沒有送過什麼禮物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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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我們的孩子出生了，那年我二十六歲，我守住了二十五歲前不要孩子的承諾。

分娩時的醫療事故，讓我的健康完全毀了。人們常把女人比作鮮花，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朵還未來得及完全綻放，就已經枯萎凋謝、委頓於塵的落花。

我的心情變得極差。他無論怎樣做，都很難使我再開心，當然也更無法使我恢復健康。

有時他想，只要我能再開心起來，哪怕我去找個「小白臉」他也願意。不過他補充說：「別讓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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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那天，一切都變了。

那天我得到一本《轉法輪》。這本書帶給我的衝擊，比我前三十年讀過的書加起來還大。讀完兩遍《轉法輪》，我就在心裏對自己說：「我知道自己是來干什麼的了，我是來修煉的，而且我確信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將我拉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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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煉之後，很快的，他就發現我變了，變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我三天兩頭就情緒低落，鬧脾氣，使性子，他要麼得小心翼翼別惹著我，要麼得變著法子哄我開心。

我修煉後，他很快就發現他再也不需要哄我了，不但不需要哄我了，他想不開時，我還能哄哄他，開導開導他之類的。

我什麼時候都是開開心心、通情達理的，再也沒有什麼事情能讓我像以前那樣氣惱或發脾氣了。

另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我的身體完全康復了。

不但康復了，身體好得、壯得簡直太驚人了。

修煉後的第一個冬天，北京來了很嚴重的流感，單位大部分人都輪流生病、住院，家裏從孩子、到他，再到他父母，他們都輪流病了兩遍了，我也沒事。

有一天家裏煤氣用完了，家裏的「壯勞力」全都病著，我就居然一個人將幾十斤的大煤氣罐抱在懷裏，一口氣抱上了三樓！他們全都驚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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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母看到我的變化，歡天喜地地支持我煉功。她怕我冬天在外打坐冷，給我縫了兩個大棉腿套，我盤好腿後，往上一套，把兩條腿包得嚴絲合縫，一點兒也不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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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到了一九九九年。然後，鎮壓來了。我被抓四次，勞教一年，險些把命丟在勞教所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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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四月，我經歷九死一生從勞教所出來後，對他說：「咱們賣房子賣地，砸鍋賣鐵走人吧。」

在勞教所時，我就想好了要出國，要把自己在勞教所經歷的、所看到的寫成書，在海外發表。後來我寫成了，中文書名叫《靜水流深》，英文書名「Witnessing History: One woman's fight for freedom and Falun Gong」。

但是，他從來也沒考慮過「賣房子賣地」離開中國這個選項。把我送出來不再受迫害，他的目標僅止於此。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真的成功逃到澳洲，十八天後就遞交了避難申請。

也不知過了多久，到移民局接受難民面試時，移民官問我，「你先生當時跟你一起出來的，既然你受迫害那麼嚴重，他爲何敢又回到中國去呢？」

我趕快替他辯解道，我們的孩子還在中國，他的父母也在中國，他是父母的獨子，他的公司他也必須回去打理，等等。

替他辯解的同時，我的心卻不知怎麼「咯噔」一下，腦中飛快閃過一個問題：「在他心目中，到底什麼才是最要緊的？」

這個問題剛一閃現，我就趕快把它甩出去了。我當時對他是那麼的有信心，我真心的認爲，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拋棄了他們的妻子，他也不會拋棄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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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我的難民申請獲批了。我馬上就著手申請他和孩子過來團聚。二零零四年，他們兩個的澳洲永久簽證都批下來了，他卻因爲在中國正做著一個大項目，舍不得走，所以只把孩子送了過來。

事實上，他也怕自己在黑名單上出不了境牽連女兒，所以讓十一歲的女兒獨自坐飛機，經由第三國，飛到澳洲來。

在我從勞教所被釋放三週年那天，女兒到達了悉尼。我從航空公司工作人員手中「簽收」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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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心一意的做著項目，總以為，項目馬上就要見效益了，等有個結果再走比較好。

誰曾知，中共死死的盯著他的公司呢，他們對他公司的財務狀況，恨不得比他自己還清楚。

他那個項目很大，與基建有關，前三年，基本都是一味的付出與投入，沒什麼收益。等到公司剛剛開始要有收益、且是大收益時，他突然接到工商局的通知，讓他把公司關了。他問為什麼，工商局說：「不為什麼。反正不是經濟原因就對了。」

很顯然，「不是經濟原因」的那個原因，就是因爲他的太太是個煉法輪功的。

他四年的心血和努力，就這麼白白的付諸東流。他這才不得不懷著滿腔的憤懣、無奈和疲憊，於二零零六年底到了澳洲。

可是，那個時候，好像就是「喝涼水都會塞牙」的倒黴階段。到澳洲不久後，他又把自己的護照給毀了。

因為不能離境，之前許多在美國、臺灣、歐洲等地的業務關係，也不得不中斷，讓他在失卻了家園、失卻了事業的同時，更失去了許許多多再次創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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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國後沒有感到任何不適應。在大學和研究生時代，雖然出國風很盛，同學們都快走光了，我因熱愛中華文化，從沒打算出國。

九七年修煉後，讀到我們師父九六年於泰國曼谷寫的經文《大法不可竊》，裏面提到，法輪大法不是「為了你們的民族如何」，而是「宇宙大法，佛法的根本」時，我頭腦中的民族概念，包括國家概念都突然就泯滅了，沒有了。

或者說，那篇經文的力量和內涵，讓我一下子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概念，體會到了佛家所說的「衆生平等」是什麼境界。在我的心中，從此「普天之下，莫非蒼生」了。

所以二零零一年逃到澳洲時，我在頭腦中、在情感上並沒有任何不適應。我感覺，我走到哪裏，都是在人間，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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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就完全不一樣了。他英文不好，在澳洲無親無故，完全沒有任何根基，在中國又習慣了做大生意、大事情。那種落差和對比，對他來說，很難忍受吧。

他的心態漸漸變得很壞。我盡了很大勁兒幫他。但是，也許我幫他的本身，就是個問題……如果連上街問個路都需要我才能搞定的話，於他來說，這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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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他一次洗衣服時忘了把口袋裏的護照拿出來，所以護照在洗衣機裏被攪成漿糊、徹底毀了。到悉尼中領館去補辦，結果，因爲他是我的家屬，中領館就是不給辦！

因爲沒有護照，他真真切切感到了坐牢般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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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年多的痛苦等待和煎熬，他終於等來了可以入籍澳洲的那一天。

入籍宣誓時，他全程沒有笑過，臉色一直鐵青，比哭還難看。

我能想像到，他的心中，一定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那一本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澳洲護照，拿在他的手中，卻代表著一份永遠失卻家園、失卻親人、失卻生命和文化之根、失去事業、在新的環境中又很難適應、很難打開局面的悲憤、苦悶和無望、無助——這不是他自己的選擇，這不是他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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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有一天，他真的是咬著牙對我說：「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後他說，與我的緣份到頭了，欠我的，他已經還完了。

然後他就毅然決然的走了。

分居五年後，他到悉尼法院提起離婚訴訟，因爲我們已經事實分居這麼久，法院當然就判決離了，況且孩子也已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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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曾想到，那麼「純粹完美」的愛情，也有結束的一天？

二零零七年，當他第一次「試探性」地提出分手時，用「晴天霹靂」、「五雷轟頂」來形容我當時的感受，也一點不爲過。

整整五年的時間裏，我如行屍走肉般，全然沒了生機。

那種痛苦，甚至超過關在勞教所中被折磨得九死一生之時。中共是惡魔，它折磨我，我心中只有鄙視，我從沒盼望從惡魔處能得到什麼恩賜。

然而，親人、最愛之人的轉身離去……有時，我痛得想拿刀子在自己的心上扎個口子出來，好把胸中積澱的那讓我喘不過的氣的東西放一點出來……

然後就是，生命被抽空之後的空落……

那首著名的《我儂詞》說：

「把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

將咱兩個一起打破，用水調和，

再捏一個你，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我覺得，兩個人從相愛起，到能在一起過日子，其實真的是需要這個「將咱兩個一起打破，用水調和」的過程。那個過程是痛苦的，因爲都要經過無數痛苦的磨合，最後才達到「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程度。

我和他雖然都是彼此的初戀，相互都是一見鍾情，愛得死去活來的，但在談戀愛時，也經歷過兩次長達數月的正式分手、無數次未到分手程度的「冷戰」，才能在最後達到「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完全契合的程度。

那麼現在，他走了。這等於是把那兩個泥像再次打破，將原來屬於他的泥都抽走，剩下一半的爛泥、一半的碎末，我要把這堆爛泥、這堆碎末，再重新捏一個沒有他的自己……

太難了，太痛了。

我用了整整五年時間，才讓那個痛離我而去。

然後，又整整過了七年，加起來一共十二年，我才能夠慢慢地向身邊最親近人的透露：我已經離婚了。

所以我才說，我這是「祕密離婚」。

我就是這麼一個「傻而長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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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到過不去時，也曾想過：我的這份痛，就是人類的所謂「共業」，或是人類整體道德下滑的體現吧？

要是在道德高尚的古代，結婚了就是一生的承諾，哪裏會因爲什麼外在環境，或任何變化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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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時候，我會想，這要麼是我以前欠過人家的，要麼是，因爲我沒有修煉好，宇宙中的壞東西，利用這種形式迫害折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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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這的確是一種迫害。事實上，他也爲此坐過三次牢。

第一次，是99年7月20日那天（詳細經歷請點這裏），他陪我到北京中南海邊上的府右街上訪，二話不說就被抓起來，跟我一起，與數千名法輪功學員一道，在北京石景山體育館被關了一天。

那是對法輪功的全國性鎮壓的正式開始。

第二次，是在99年12月26日，那天中共要開庭審判原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幾名成員，我想去旁聽，並且還計劃著，如果有機會，我想爲他們辯護，說99年4月25號那天，我是自己要去中南海上訪的，並不是他們煽動我去的。

去之前，我問他要不要跟我去，他說要，我們就一起開車去了。

結果是，我們連法院的大門朝哪邊開都沒看見，就被守候在街上的警察抓了起來。

這一次我們是被正式拘留了，一起在崇文區看守所被關押48小時。他在男監，我在女監。

這事兒當時在看守所挺轟動的，因爲居然來了一對北大畢業的、「璧人」一般的研究生夫婦。 這是看守所的歷史中是頭一回吧。（詳細經歷請點這裏）

第三次，是在2002年10月，當時中共黨魁江澤民在他謝任前最後一次出訪美國，我與其他幾名法輪功一起向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國際法庭寄出起訴書﹐控告江澤民、羅干、曾慶紅以及6.10辦公室迫害法輪功學員﹐實行國家恐怖主義。

江澤民剛到第一站芝加哥，就吃了這麼一「悶棍」。

還有另一份由其他幾名法輪功作爲原告，依据美國《外國民事侵權賠償法》和《酷刑受害者保護法》，向美國伊利諾伊州北區聯邦法院提起的訴狀，居然直接送達到了江澤民下榻的理茲（Ritz Carlton）酒店，遞到了他的保安手裏！

幾天後，前夫就在北京被抓了，家也被抄了，也沒有通知家人，也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裏。當時只聽說，中共已經準備用「插播衛星」這個罪名，判他十年以上。

他的母親受驚過度，不久就被查出患了癌症；他的姐姐打越洋電話來罵我，威脅我不許亂說亂動，否則他在裏面會被他們整死……

那時候真難啊，像天塌了一樣。除了必須救他之外，孩子和他父母的生活，也立刻成了我必須考慮和負擔的問題。

焦急和似乎是來自看不見的地方的鋪天蓋地的壓力，差點把我擊垮。每天早上，我如若不是咬緊牙關，那會連牀都起不來。而我知道，如若我哪天不硬挺著起來，那可能永遠都起不來了……

最難是，到底怎麼，才能救他、才能讓他在裏面少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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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計來、算計去，也算計不明白。最後一咬牙說：不管了，我只能向前衝，兩軍相逢，勇者勝！

我選擇了不接受他們的脅迫。我絕不閉口，絕不認他們利用人質威逼我這個「邪」。

我也堅信，對付邪惡的最佳辦法，就是曝光它們，而不是替它們掩蓋。

我開始到處去揭露中共的邪惡，除了接受各大國際媒體採訪外，我從聯合國的人權專員，到澳洲的各級議員，再到他曾經的生意夥伴，都一一去講到了。

事實証明。我是對的。他們原來威脅要關判他十年以上，但關了三十五天後，他們把他放了。

有一件我不曾想到的事是，在他的生意夥伴中，有一位丹麥人，聽我講了他的事情後，立刻義憤填膺向丹麥外交部提出抗議，讓丹麥外交部向中共外交部抗議：你們這改革開放怎麼搞的？怎麼我國公民的生意夥伴說不見就不見了？

更巧的是，這位丹麥人的太太的中學同學，那年剛好是歐洲人權委員會的主席，所以就在訪問中國時，專門提出了他被抓的事情。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中共將他釋放的。但無疑，沒有沉默是對的。

而且，從那以後，中共知道「扣人質」對我沒用，我的其他所有在中國的親人，反而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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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疑，這個打擊對他、對他家人都太大了。他母親患上癌症，在他出獄後不久，死在了他的懷中。我很難想像，作爲一名十足的孝子，他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

他始終不肯跟我講他在監獄裏遭遇了什麼。我小心翼翼的問過，他總是很不耐煩的說：「你就別問了！」

後來我聽他姐姐說，他出來時，頭髮和鬍子長得像野人一樣，那樣子要多悽慘有多悽慘。他當時在牢中萬念俱灰，曾經想過出來後要去西藏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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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真的出來時，有朋友說，他受苦了，拉他去外省散散心。

結果呢？這個「心」散到一半，他居然談成了一個當地的大項目，項目面積多達30多平方公里。

在此之前，他是北大教育投資顧問公司的總經理，因爲我修煉法輪功，有人就說三道四，說不能用他這樣的人當總經理，等等。

他是個特別要強、特別要面子、特別聽不得閑話的人。於是他就自己辭職了。

沒想到，剛成爲「無業遊民」的他，又在「散心」時給自己找到了「工作」。他對那個項目期許很高，一直埋頭苦幹，澳洲簽證辦好了也不肯馬上過來與我和孩子團聚，直到2006年，公司剛要開始有收益時，中共再次迫害他，把他的公司關掉，他這才被迫無奈，來到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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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一直想，沒有這麼殘酷的迫害，沒有這麼多顛覆性的代價需要他去付出，沒有那些天大的壓力和苦難，要他用血肉之軀去承受，沒有那種迫害永不會結束的無望……我和他之間，應該是不會走到離婚這一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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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事到如今，我已經完全走過來了。對於他，只剩下良好的祝願了，同時我也感念他沒有在我最困難的時候離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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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間的事，走到今天，已經變得無比繁雜和紛亂了吧。我們身在其中，哪能免俗呢？

所以，回到開頭的主題，我是女神嗎？

我的目標的確是追尋神。但是，在真的能修到神的世界去之前，我也始終不過是個人罷了。

被人奉爲「女神」，其實不是什麼好事呢，對吧？

3/12/2021 * 初稿

3/14/2021 修訂

3/20/2021 第二次修訂

3/25/2021 第三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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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我一直以爲，我永遠也不會講我和他之間的「離婚故事」，而且這也是一個永遠也不可能講清楚的故事。

真沒想到，我不但講了，而且，我自認爲，還講清楚了。

我發現，寫作於我來說，是一種療癒，一種淨化，一種理清。

寫完這篇，我總算對自己、對關心我的朋友和讀者有個交代。從此可以真正全然放下，邁向新的階段了吧。

曾錚1986年夏天攝於北京。這是在一個遠房親戚的家中，親戚是名高幹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