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索洛維茨基特別集中營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26）

作者：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

【大紀元2018年03月19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蘇維埃刑罰制度的其它怪異之處，包括存在兩個殊異的刑事訴訟系統：一個屬於司法性質，另一個則屬於行政性質；還包括存在兩個拘留系統：一個由內政部掌管，另一個則由格別烏掌管。除了容納通過正常法律渠道獲刑者的常規監獄外，整個集中營網路也由格別烏掌管，留作關押在其專門管轄下因犯罪獲刑的人之用。這樣的罪行包括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動、土匪活動、偽造和由政治警察自身所犯的罪行。

1922年，政府提出，由格別烏在索洛維茨基群島的5個島上，設立一座龐大的集中營。該群島位於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的白海上，其主島上有一座俄國東正教最大的修道院。格別烏驅逐了修道士，並建立了一系列集中營，統稱為索洛維茨基特別集中營（SLON）。首批被拘禁者，來自霍爾莫戈雷和佩爾塔明斯克（Pertaminsk）集中營，於1923年7月初抵達。到當年年底，有了4,000多名囚犯；到1927年，有15,000名；到1928年底，則有近38,000名。

索洛維茨基集中營的特點之一是其相對自主性。除了負責人和少數支持人員（support staff）外，這些集中營所有的職位都由囚犯自己來填補。其中大多數人都曾與祕密警察合作，但因濫權特別嚴重而被判刑。在這樣的人手中，自主必然會導致無政府狀態。

在新經濟政策下，格別烏管理部門認可三類囚犯。第一類包括所有那些涉及政治的人，即過去孟什維克黨、社會革命黨或無政府主義政黨的成員。1921年，他們說服在沙皇政權下做過近10年政治犯的捷爾任斯基，他們應受到不那麼苛刻的對待。結果，他們得到了一份稍多的食物配給，稱為「政治配給」，並獲准保留更多的私人物品和接收報刊。他們住在社區裡，最重要的是免於從事任何強制勞動。這種特權地位一直延續到那個10年（譯者註：20世紀20年代）結束。

第二類囚犯在數量上是最大的，包含一切反革命分子：非社會主義政黨或新的無政府主義政黨的成員、神職人員、沙皇軍隊的資深軍官、舊政權的公務員、哥薩克人、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起義的參與者，以及根據《刑法典》第58條被判刑的其他任何人。

歸入第三類的是：所有被格別烏判刑的普通罪犯（土匪、造假者），以及因犯諸多罪行而被起訴的前契卡成員。反革命分子同制定集中營所有法規的普通罪犯一起被監禁，因此經歷了無盡的困苦，並遭受飢餓、冬季極寒天氣和夏季蚊蟲的叮咬。最常見的酷刑之一是，在樹林裡將囚犯赤裸著綁起來，任由蚊子叮咬。在這些北部島嶼上，蚊子特別的貪婪。作家、索洛維茨基最著名的囚犯之一瓦爾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回憶，囚犯們總是故意要求將他們的雙手綁在背後，此程序實際上被納入了法規。「這是囚犯對抗『在試圖逃跑時被殺』的慣用指控之唯一防護手段。」

經歷了內戰期間臨時應付的那幾年，正是索洛維茨基集中營使強制勞動制度得以完善。這項制度在1929年以後經歷了大舉擴張。囚犯們在集中營內一直相對無效地忙碌著，直到1925年。但從1926年開始，集中營的管理人員決定與多個國家機構簽訂生產合同。這種安排意味著使用強迫勞動作為一種利潤來源，而不是作為一種再教育工具。再教育是1919年和1920年的勞改營之原始意識形態。以北部地區特別集中營管理局的名義，索洛維茨基集中營重組並向周邊地區擴張，最初是向白海海岸。1926年和1927年，新的集中營建立在伯朝拉河（Pechora River）河口附近、凱姆市（Kem）和附近其它條件惡劣的地區。這些地區有樹木繁密的窮鄉僻壤。囚犯們執行了精確的生產計劃，主要涉及砍伐木材。生產計劃的指數式增長很快就要求擁有更多的囚犯，並最終於1929年6月促使拘留系統進行重大調整。遭判3年以上徒刑的囚犯就被送往勞改營。這一措施意味著勞改營系統名副其實的爆炸式增長。作為強制勞動的實驗室，索洛維茨基群島的「特別集中營」是當時正在形成的另一個群島的試驗場。此群島即巨大的古拉格群島。#（待續）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轉載自：http://www.epochtimes.com/b5/18/3/14/n102173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