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那年秋天受害者的確切人數可能是多少，僅見諸官媒的總數就顯示，它至少也一定在1萬至1.5萬之間。

「『司法人民委員部』有何意義呢？」斯坦伯格問列寧，「不如把它改稱為『社會滅絕人民委員部』更實在些。這樣人們會更清楚地了解它。」「絕妙的主意」，列寧回答道，「我就是這麼看的。不幸的是，不會那麼稱呼它！」

將恐怖主義「在道德上的合法化」，這就是早期蘇聯的共產黨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貢獻」吧。後來中共在和平時期對平民的持續 殺戮迫害，特別是1999年以後對法輪功的反人類罪行，都是從其「老祖宗」這裏承繼下來的吧。

革命法庭根本就不是該詞通常的「資產階級」意義上的法庭，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庭和同反革命鬥爭中的武器，其主要關心的是消滅人而非作出裁決。

保存歷史和記憶的責任，無疑有一個道德尺度問題。

基於對語言的破壞，共產黨人像武術家一樣，擁有無與倫比的宣傳力量。這使他們成功擊退了對其恐怖手段的批判，靠著不斷變換花樣，延續共產黨人的信仰，團結其激進分子和支持者隊伍。

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紅色高棉的犯罪，就給人類特別是法學家和歷史學家，構成了全新的挑戰：具體來說，因政治和意識形態信仰，不僅要消滅個人或反對群體，還要大規模滅絕整個社會階層，對這樣的罪行，我們要如何描述？為此需要一個全新的術語。

迫不及待地自願充當奴役體制之共謀，並不總是像它可能看上去的那樣抽象和理論化。一味地接受或散播旨在隱瞞真相的宣傳，一貫是積極共謀的表現。對於祕密和暗地裡犯下的大規模罪行，曝光於聚光燈下是唯一有效的回應，

共產主義的罪行，爲何到今天還是有意有意的被掩蓋著？